课外补习班遭严打，家长为何不领情

中国学生“减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8年5月的《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一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二、三年级每天课外作业量不超过三十分钟，四年级不超过四十五分钟，五、六年级不超过一小时”。

随后的十几年，教育部门出台了多项减负政策，但效果并不明显。2000年1月17日，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高二学生徐某，因学业压力过重，铤而走险，铁锤杀母，藏尸遁逃。事件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新华社随后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强调“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刻不容缓”，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在21世纪国际大竞争中的地位问题。教育部同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加大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工作的力度，切实抓出实效”。

自此，中国正式开启了减负之路，而教育部门的减负政策也从呼吁变得越来越详细、具体。2013年3月，北京市教育下发了号称“史上最严减负令”的《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指出，要严格控制学校在校学习时间，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严格控制课外作业总量，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作业。而且在很多学校，一二年级的期末考试也不叫期末考试，叫乐考，且没有成绩。

在政策不断对中小学减负三令五申的同时，却是课外补习机构如雨后春笋一般的疯狂生长。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尴尬局面：校内减下来，校外加上去。中小学校外培训市场迅猛发展，在客观上增加了中小学生负担的同时，也加重了家长的负担。

近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从应试教育突围——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显示，课外补习已经成为中国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另一重要来源。至2016年，中国在教育行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办教育机构有1.95万所，此外，还有培训机构在工商、劳动等行政部门进行登记注册，培训机构总数约为20万家。上课外辅导的学生达1.37亿人次。另据北京大学教育财政所2017年的最新调查，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课外补习总参与率为47.2%。

此外，报告还指出，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发现，与2005年相比，2015年学生上课外班的时间大幅度增长，学生日上课外班的时间为0.8小时，是2005年的2倍；休息日上课外班的时间为2.1小时，是2005年的3倍。

在2012年的PISA测试(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中国学生报告的平均每周课外学习时间13.8小时，名列第一，加上校外辅导和私人家教，每周校外学习时间达17小时左右，远高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是由34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间国际经济组织)的平均值7.8小时。

这一局面引起了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从2017年开始，各地已经对各种校外补习班一片喊打声。但是，关停了补习班，孩子们的负担就会降低甚至没有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就算关停补习班，家长们也会“组团”请老师，甚至请“一对一”的家教。

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家长来说，去补习班无异于“花钱买罪受”，但即便如此仍然抵消不了家长们的热情。

而这种热情的来源，首先就是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全世界像中国一样如此重视子女教育的国家其实并不多，而且多数都是东亚地区的国家。

美国作家何伟在《寻路中国》中说：“（在中国）即便是最贫困的人也对书本有一种信奉之情——我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对自己孩子的读书不抱希望的父母亲。这跟美国有所不同，没怎么上过学的美国人不大鼓励自己的孩子上学，有些社区几乎已经说不上还有什么正规的学校教育。”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曾写到：“在美国，华裔的学习负担也是最重的，唐人街上辅导班比比皆是，就是最好的例证。在纽约400余家备考中心，超过1/4都是过去四年出现的，1/2分布于皇后区与布鲁克林，尤其是法拉盛和日落公园——这些都是著名的华裔区。”

而随着中国家庭收入的增长，对教育的投入也越来越多。《2017全国中小学生课外培训调查》显示，47.13%家长在培训费投入为5001-20000元，语数外等主科类补习班培训班成为主流，而初高中阶段舞蹈、绘画等艺术特长补习价格更为惊人，一课时小则500，大则上千。

而且，现在的课外补习班与以前不同。以前的补习班讲的是超越学校所教授的内容，而现在大量是基础课程，无非是一年级提前学二年级，五年级提前学六年级。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一些优质学校会联合培训机构会建立系统的择优体系，而择优体系主要依靠其“超常体系”, 即五年级学完小学课程，六年级以复习和准备“小升初”为主，“抢跑”的起跑线不断下移。

由于“教育资源均等化”并没有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仍然控制在少部分学校手里，规规矩矩实施“减负”的学生，根本进不了好的初高中学习。所以，学生和家长都卯足了劲，要进入到一个优质学校。

当然，根源还在于中考、高考制度的“指挥棒”。在升学考试时，就算评语再好，也不能超越比他高一分的学生，总体来说，还是成绩和排名。“减负”只是表象，但中高考不变，名校不变，家长认清现实，还是做出了“增负”的选择。

教育部门的一些政策，也为课外补习班的生长提供了机会。比如今日话题前几天提到的“小学三点半放学现象”，家长还没有下班，如果家里没有老人接送孩子，不去补习班还能去哪儿。

2017年4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谈日本教育减负30年来的反思。

日本从1976年底正式开始“减负”，手段总结起来就是少学东西、少上学、少考试，按要求要“宽松而充实”。然而，30多年过去了，减负政策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果。

首先是私立高中迅速崛起，成绩好但学费昂贵，因为公立都在减负，私立没有；全日本中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从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44.5%乃至1993年59.5%。

其次，从1970年开始，整体家庭的教育负担不光没降低，反而增加了，对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孩子，等于扩大了不公平。

再次，不仅“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子女养育成本也是一剂避孕药，过大的教育负担让中产家庭并不敢冒然多生孩子，对社会发展并不利。

并且造就了日本特有的“宽松世代”，并且被社会打上了脑袋空空、目中无人、胸无大志、唯唯诺诺等标签。

日本近年来不断对“宽松教育”进行反省。2008年开始，小学课本增加25%的页数。2016年5月10日，时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宣布，日本将实行“去宽松教育”，朝着“教育强劲化”的方向发展。

另外，中国教育界需要明白，“减负”也好，“宽松教育”也好，对那些对自己期望较高的孩子并不适用。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华.休慕斯曾经写了一部报告文学《美国最好的中学是怎么炼成的》——惠妮中学成长纪实。惠妮中学，也就是“虎妈”女儿所就读过的学校。在这本书的第一章，纪录了一个高三女生的一天，标题就是：魔鬼数字4，睡4个小时，喝4杯咖啡，得4.0的GPA。这样的高中生比绝大多数中国的高中生还要辛苦。在美国，很多能读常青藤大学的学生，负担一点都不轻。

所以，一刀切减负的问题有两个：从因材施教的角度来说，对自己期望较高的孩子感到“吃不饱”，而又因为减负，不得不去课外补习班；而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说，教育培训资源稀缺的农村以及经济状况捉襟见肘的城市贫民子弟，上升通道变得更狭窄了。

日本用了30年来“减负”和“反思减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减负”和“应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应该针对不同的孩子，在两者间取得一个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