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出路与社会的出路

作者：梁漱溟（1893.10.18-1988.6.23），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

我们且先讲一讲题面。何谓教育的出路？凡一种教育有成效见于社会，因而社会要求发展此教育，教育有其发展之前途者便是。反之，教育没有成效可见，却为社会制造出许多问题来，招致社会的诅咒，要求其改造，那样教育便是无出路的。何谓社会的出路？这大约应有两面条件：一面从社会中的个人看能得安居乐业，再一面从整个社会看能得向上进步者便是。反之，社会中的分子既难得安居乐业，全社会又无向上进步之机，那样社会正是得不到它的出路了。亦有一种变例：个人虽一时不得安居乐业，社会却于此得了向上进步的机会，那便是革命。革命是一过渡时期，总要过渡到两面条件具备，此社会才算有了出路。

从题目的全文来讲，我们便是意在研究教育的出路与社会的出路之关系。

我们何以提出此问题来研究呢？自然为了中国教育正在这问题中。具体地说，有两层动机。

一层是：在教育界服务的人，数十年来常常感觉所办教育之失败，教育自身无出路；社会亦时常诅咒教育，以社会上许多病象皆为教育所结不良之果。然而说得太过，好像一切罪过皆由教育制度错误和办教育的人错误而来。其实不然的。数十年来中国教育之所以无出路，大半为中国社会无出路之故，不应当一切归咎于教育制度和办教育的人。我们认为要辨明此点，须使大家明了教育的出路与社会的出路之关系。

再一层是：证明今后要设施教育，必先体认得社会的出路所在，而把握之以为设施教育的指针，不要再盲目地办教育。——这是更要紧的一层。

我们开始讨论这问题，应先指证过去中国教育的失败。过去中国教育的失败，是不待指证的。因为说的人太多了。而且就教育制度频频改动不已(有人曾指出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亦可知其寻不到得力处。如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不合社会需要，毕业即失业。——此即二十年前职业教育所为提倡的由来。又如教育与社会相隔绝，受过教育转成社会之病累。——此即十五年前乡村教育所为提倡之由来。但至今日，职业教育、乡村教育亦未能开得出路。又如“轮回教育”之讥诮，说从学校出身之人别无事业可做，唯有仍回到学校教书之一途，再造出一批人来仍是如此，轮回不已。又如数十年来屡说要普及教育，但受教育的人却见其少，不见其多。农业教育办了几十年，而社会上新农业不兴；工业教育办了几十年，而社会上新工业不兴。凡此，自都是我们教育失败之证。

然而所有这些失败，全是教育办的不对么？抑或不完全是教育本身(教育制度和办教育的人)之过呢？

我可以回答：数十年来中国教育之错误，原不可讳言，它本身诚有其致败之由，然吃亏还在中国社会之没有出路。因为社会没有出路，就加重了教育的失败，而惨败无余了。

过去中国教育之错误，论者已多，现在亦不须细数。但核实言之，总不外误在一切抄袭自外国社会，不合中国社会条件，此为主要一层。其次为自己有所参酌变动之处，或失原意，或恰恰蹈袭中国旧弊(例如学校毕业奖官之类)，此为附属两层。然假使中国社会正将以外国社会的出路为出路，则此教育设施纵不合于社会固有条件，犹不违于将有之新条件。尽管枝节上错误甚多，而大方向不差，必无惨败之理。

此试看日本之例，便可明白。

我们最好以日本与中国对照来看。两下同为东方农国，同受西洋文化势力的刺激压迫，同以模仿西洋文化为维新自强之道，并且同一时期开始。不过开始之后，在同一个六十年中，历史所演却大不相同。日本于此六十年中社会进步，国势蒸蒸日上，居然成为世界一等强国；而中国社会经济日见崩溃，国势陵夷，几乎一切没有办法。

为什么一则于此得其出路，一则没有出路？不是现在所要谈的。现在要谈的是这里面的教育。在日本方面同我们一样是抄袭西洋教育，同样地不免于错误(尽管有多少之分，必不能说它没有错误)，然而日本教育总算成功了。——在其社会进步、国势日强之中，当然他们的教育是尽了它的功用，任谁都要承认的。但我们是否能说这一切全是日本教育之功呢？恐怕不能。同样地，中国教育之失败，固不待言，却亦不能说一切都是中国教育的罪过。中国教育不能负其全责，犹之乎日本教育之不能居其全功一样。

事实很明显：日本教育是随着其社会的出路而有了出路，中国教育是随着其社会的没出路而没有出路。于此显示出一个道理：教育的成功或失败，我们要从社会出路上问消息。

若问到社会的出路，则各时各地却不相同。譬如当今天这时候(20世纪40年代)便和过去那六十年(19世纪80年代以来)大不相同，而中国和日本又是不相同的。

日本在过去六十年间得到出路，其理似并不繁复难晓。因为近代西洋社会的进步，是有其一条路向的，日本只是跟着这条路走上去而已。这条路以资本主义的经济为其中心要点。所谓走上去，或走不上去(如中国)，皆指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建筑在个人营利谋生上面。原是人人现有的心理；同时其所需技术，如许多生产技术和商业金融等各项技术，亦经创造发明出来摆在面前，不难学习。问题只看政治如何。政治如果有办法，对外能应付国际环境，对内能安定社会秩序，或者再加上一点对工商业能保护奖励，那走上资本主义的路去，是顺理成章、不生问题的事。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治正好做到这两三点。由于国际环境的应付，就从修改不平等条约转进到参加国际竞争；由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就从人人都要营利谋生中发展了工商业，不断吸取西洋技术，飞快进步起来。抄袭西洋教育，此时正好尽其功用。

事同一理，中国之未得走上资本主义经济的路，亦甚简单。只为政治无办法，对外不能应付国际环境，对内不能安定社会秩序，更谈不到奖励保护工商业。而且相反地，国际的侵略压迫辗转益深，国内的变乱与战祸相寻无已，农工商业齐受摧残。不唯一条新路未得走上去，几千年旧路亦破坏了。与日本相较，一出一入相差甚大。整个社会无出路，教育在其中有什么办法呢？

有许多人不明白此理，只见社会生计日窘，而教育的结果总是养出大批吃饭的人，便高呼生产教育!生产教育!幻想生产教育办起来，社会的生产便可增加。真是糊涂好笑!社会生产事业不兴．纵有工业人才、农业人才亦何所用？眼见好多生产技术人才未得其用，再培养许多，又将如何？不先求社会为生产的社会，而求教育为生产的教育，其事固不可得。

当日本模仿西洋改行新教育之初，谅它亦不是没有些少错误的。但以其经济政治及整个社会方从近代西洋的一条路得出路，教育与之相符顺：大方向不差，小疵瑕就不显。况且走上路去，一切错误尽可一边走一边修正得。中国不然了，教育虽跟到西洋一条路走，而经济政治整个社会都走不上去。失败既势不可逃，各种大小错误此时乃毕见而不可掩。而且大方向未得把握到，在枝节上左修正、右修正，总归白费，落一个手脚纷扰而已。

我们要记住这一定理：若社会的出路在此，而教育大方向与之相符顺，便彼此相成，同有出路；反之，若社会的出路不在此，而教育却以此为方向，便彼此相毁，一齐没有出路。

认识得教育的出路与社会的出路相关之理，过去的功罪无须多论。要问：我们今后应当如何？因为教育固不能外于社会自有其出路，但非谓教育的命运，就只能是被决定的。吾人可以体认把握社会的出路所在，而努力以求之。在力求社会出路之时，教育亦是要运用的一件法宝；同时即从社会出路里面，教育亦得其出路。

就眼前为例，我们抗战便是求社会出路。教育固然不能包办抗战，却为抗战所必要运用之一事。此时教育的出路，正亦在抗战上乃能求得之。又如过去革命北伐，为那时求社会出路的大道；黄埔培养干部的教育，最能相配合，那么，黄埔教育便亦因之有出路。今后建国，更是我们求社会出路的正面文章。在建国上非运用教育不可，教育亦非配合建国没有它的出路，这是一定的。

教育必须配合建国，似已人人皆知，不劳多说。要说的是：如何才可以建国？中国社会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教育又怎样与之配合？

究问到此，乃是一更大的题目，须写一篇更大的文章。今只能简单指出一点意思，即中国固非日本之比，而今天尤非过去六十年之可比。从前那时的日本，只须在国际环境应付得了、国内社会秩序安定俩条件下，便可飞快进步起来，顺其自然地建国。我们今天却不行。

我们今天必须得第三条件：一个有方针、有计划的建国运动发动起来，才行。所谓一“有方针、有计划的建国”，是确定建国目标而有计划的完成之，其内涵有两面意义：

一面是具有深刻自觉的学习于人；一面是具有全盘计划的自我创造。

因为一定要经济有出路，而后社会才有出路；而在经济上，中国今天非有方针、有计划是打不开路来的。随之，整个社会方方面面都需要计划地配合前进才行。

西洋社会在近二三百年问有飞速的进步。但此进步并非有方针地向前，更没有目标预期。日本社会近六十年间亦有飞速的进步。此进步大体是学习西洋，而以成功一“近代国家”为预期。但它缺乏自觉，更说不上有全盘计划。苏联近二十五年间亦有飞速的进步。此进步大致可称是求达于预期目标之一种有方针地向前进，亦可称得有全盘计划的自我创造。但并世中没有可资它借镜取法者，故不免从试探中改正错误，滥杀与浪费正不在少。于所谓“具有深刻自觉的学习于人”一层，遂无从说起。所以我这里所说乃是中国独有的情景。

建国盖所以完成革命——完成社会的改造。按通例说，社会改造盖历史演进之自然，新社会恒孕育于旧社会之中。当革命爆发，旧秩序被推翻之时，社会新机构必已相当成熟，其事有类蝉之蜕壳。但中国革命启自世界潮流，是从外引发的，非内部之自发。旧秩序被推翻，而将据以建设新秩序的事实基础，却未从历史孕育得来。今非补作一段培养社会进步的功夫不可。我们所要求之新秩序愈理想化，或现代文明愈前进，则此一段待做的工夫乃愈大。如何以最经济的方法完成之，是即必须为有方针的前进，有计划的来做了。

中国在文化上本来是最先进。——凡今日世界上之号为先进国的，原来都是它的后进呀!但同时它又是最后进。——它的进步方期待于今后，虽后起之秀如日本、苏联都跑到它前面去了!在这中间，它曾有一二千年的盘旋不进和近百年的社会崩溃不得进步。此其所以然之故，现在不谈，然即此可见其文化个性之强。且以历史积久，背景深厚，受过去之规定愈严，愈不得漫然以从人。于是从这最先又最后的两极端，又产生两个极端：一面是世界上正有大量的东西可供它学习；一面是它最不能随便学旁人。此即所以必须“具有深刻自觉的学习于人”的由来了。

学习于人，正所以创造自我。“具有全盘计划的自我创造”就是“具有深刻自觉的学习于人”。——中国今天建国，必须如是。

如是的建国，要必以排除障碍为之先(过去北伐，今日抗战，无非尽此任务)，以确定国事国策奠其始(此今日应着手之事)，而号召全国人起来共同参加，扩为一伟大无比的运动，以完成之。

号召全国人起来共同参加这一伟大的学习、伟大的创造。试问：这是什么？这是自古未有的“民族自我教育”啊!彻头彻尾在建国，彻头彻尾是教育。迟重许久的这一老大民族之向上进步，将必以计划地包办出之；而此包办社会进步的工程，明明是一伟大教育的工程。

所以在这里若说“教育配合建国”，尚嫌建国和教育分为二事，有所不足。我们推想那时的教育，大约应具下列各原则：

一、纳社会运动于教育之中，以教育完成社会改造。——此为一总原则。

二、着重于成人，与平时教育着重于社会未成熟分子(儿童、少年等)者异。——此为革除旧生活、创造新文化所必须，所以与平时教育主于既成文化之绵续者不同。

三、着重于社会，并求普及一般人，与平时教育着重于个人、恒囿于少数人(学校学生)者异。——此所要变革的正是此社会(组织关系、风俗习惯等)，而不是求个人之适于此社会，如平时者。

四、就所在社会环境施其教育，与平时教育恒设为特殊环境(学校)者异。——此即化社会为学校，因为不能将农民、工人等从社会抽出来，脱离生产行程而施以教育。

五、教育内容、学习资料一切以革命建国所需者为准。——质言之，根据经济、政治，国防等建设计划来订定教育计划及教材。

六、注意子集体生活习惯之养成。——此本为上项所涵有之义，因其重要，特别提出。

随手写来有此六点，亦许不止六点。距今十年前(民国二十二年)，我曾有《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之发表(发表于《中国社会教育社》年会上)，读者可以参看。所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人材训练、学术研究，一切均依从于此而有其安排。

中国今天建国必须有计划，而以教育完成之，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可惜国人于此尚认识不足，赴之不急。不知我们不同从前日本那样，能应付外面安定内部便可自然进步的。反之，我们应付外面安定内部的力量，却正要寄托在此有计划的建国运动上。申言之，从前日本只需要两个条件：（一）外面国际环境应付得了；（二）内部社会秩序安定。而我们今天却需多一个条件：（三）一有全盘计划举国参加的建国运动。并且第三个条件为前俩条件之本。

前经指出过去日本之所以有出路，在其政治有办法；而同一时期中国未得出路，都为政治无办法。其实有办法无办法简单说只在政治统一不统一。内部安定在此，应付国际亦在此。统一，一切有办法；不统一，一切无办法。我说第三条件为前俩条件之本，正为中国今后的统一必将在此。

何以言之？此可以过去史实来推证，过去在推翻满清缔造民国的号召下，全国响应，曾建立了第一度统一之局。继则在否认袁氏帝制再造共和的号召下，全国响应，曾建立了第二度统一之局。第三度则在国民革命的号召下，以北伐完成统一。虽表面上比前两度用兵较多，而主要仍为人心响应之功。只惜人心重在有所反对一面，其一致响应者在此，一旦对象消失，即失其共同目标。故前两度统一皆不能久。第三度亦不免于杌陧不安，幸值暴敌侵凌，而得巩固。

今天的统一，自然是从第三度绵续下来。然而实在是一新局面，为前此所未有。其明证有三：

一是国内各党派都来拥护一个领袖、一个。

二是各省、区、地方没保留地拥护；军事上、财政上，乃至一切法令上，皆达于统一的最高度。

三是国家对人民经济生活无限的统制，人民无条件的接受。

这样强有力的统一，不只民国以来未有，恐怕中国自古以为未曾有过。我们迳不妨说为第四度统一。它是全凭抗日战争的号召建立起来的，对内丝毫没有用兵。人心趋向之有力，于此更得充分证明。而为人心造成此有力趋向的，则是一个明朗强大的共同目标。——抗日复土。

本来我们同时唱出有“抗战建国”的口号，只惜人心仍重在抗日一面，这是与排满、倒袁、北伐同样一消极性的目标，不可以久的事。要恒久统一，必须使人心重在积极一面，强调建国。要强调建国，必须使建国的理想目标明朗朗在人心目。乃至如何达于目标之路线步骤都确定而昭示出来，号召国人共同趋赴。

前说要“以教育完成建国计划”和“纳社会运动于教育之中”，正是将号召国人共同趋赴的工夫包含在内。如其强调建国，不落官样文章（官样文章是得不到人心响应的），而处处以恻怛真切之意行之，经此教育号召，不难普及妇孺，深澈人心。而如是一全国彻底响应的建国运动发动起来，其必能一面永奠国家统一，一面开出民族前途，还有疑问吗？

我说，以过去史实推证，中国统一今后将寄在建国运动上，而第三条件实为前俩条件之本。其理如是。

我说，要三个条件具备，中国社会马上便有出路。其理如是。

我说，我们今后必要体认社会出路所在，而把握之以设施教育，然后中国教育乃与社会同有出路。其理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