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常命运造就的巴基斯坦“国父”
最不恰当的领袖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ad Ali Jinnah，1876 -1948）被当今的巴基斯坦尊为“国父”，以及“伟大领袖（Quaid -i- Azam）”。但是回到真纳生活的那个时代，恐怕就得感叹一句，印度的穆斯林们，大概再也找不出比真纳更不适合的领袖了。
真纳出生在卡拉奇一个穆斯林家庭里。要不是他祖父出于某个未知原因皈依了伊斯兰教，真纳与后来的“圣雄”甘地还算是同一等级的印度教种姓出身了。真纳的父亲因生意的关系经常与英国人打交道，在真纳年仅16岁时就将他送往伦敦的一家航运与贸易公司接受商业培训。但是，到英国不久，真纳就放弃了从商之路，而是向林肯法学院递交了入学申请，后经考试被录取。真纳后来回忆，当时是因为看到了林肯法学院大门上刻有穆罕默德先知的名字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不过有研究者后来实地考察林肯法学院时并未看到这样的大门，反而是在主餐厅里发现一张巨大的壁画。这张壁画覆盖了整个墙壁。在它上面画的是一些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立法者，包括摩西与穆罕默德在内。
年轻时期的真纳
不管怎样，就像真纳自己说得那样，“伦敦的多雾冬天使我非常不适。然而，我很快就习惯了，并且生活得很愉快”。他不但成为“取得律师资格最年轻的印度学生”，还在学习法律的同时，经常去威斯敏斯特下议院听议员们的讨论，在海德公园听公开政治演讲。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对真纳的心灵、志向和爱好都产生了影响。
当真纳学成回到印度时，已然完全是一副英国人的派头了。他习惯穿着西装，就连说话也是英国式的：他总是以一种要求对方提高知识水平的态度摇晃指头对人说话，“亲爱的朋友，你不懂啊”。用他的一位朋友的话说，真纳是“最后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至于伊斯兰教，用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拉莱·科林斯的话说，“与真纳唯一的联系就是他父母的宗教信仰；他喝酒，吃猪肉（两者皆为伊斯兰教禁止），每天早上剃须就像每个星期五不去清真寺一样固定。真主和《古兰经》在真纳的世界里完全没有地位。他的政治对手甘地对《古兰经》的了解比他还要多”。真纳甚至无所顾忌地将自己的妹妹送入了一所天主教修女院学习。
甘地
这也就不难理解，真纳为何反对当时全印穆斯林联盟的教派主义政策，而是像其他接受英国教育的精英一样先行加入了印度国大党（1906年）。为了使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真正团结起来，共同争取国家自治，1913 年加入穆斯林联盟的真纳多方奔走，终于在1916年12月促成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同时在勒克瑙举行年会，达成了双方的共同行动纲领（《勒克瑙协定》）。因此，真纳的民族主义立场，也受到了国大党元老戈·郭克雷（G．Krishna Gokhale）的赞赏。他曾说过，真纳“具有真才实学”，“没有派系偏见，这使他将成为印度教徒-穆斯林团结的最好使者”。莫蒂拉尔·尼赫鲁（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的父亲）也称真纳“不象大多数穆斯林……而像我们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他为他的种族指明通往印-穆团结的道路”。
转向的背后
到了1930年，伊克巴尔在全印穆斯林联盟会议上提出建立联邦制下单独的穆斯林国家的主张，这使他成为第一个提出穆斯林单独建国的印度穆斯林领袖。但作为穆斯林联盟领袖的真纳认为这只是一位超凡脱俗的诗人和哲学家的幻想，以至于大会的决议根本就没有提及这一建议。迟至1933年，在剑桥学习的拉赫马特等三名穆斯林学生进一步提出建立独立于印度之外的“巴基斯坦（P代表旁遮普，A代表西北边境省，K代表克什米尔，S代表信德，TAN来自俾路支斯坦）”的主张，真纳还斥之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美梦”。
可是到了1940年，仍旧是真纳本人，却正式抛出了“两个民族理论”。 无论是他强调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是两个存在着巨大差异的民族，还是他认为民主体制不适合印度，其实质都是要求“把印度划分为不同自主的民族国家，让穆斯林民族拥有自己的家园、领土和国家”。 也是在这一年，真纳还在一次演讲中发誓，“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巴基斯坦的建立”。因此，甘地曾说从真纳的讲话中，再也看不到1915年那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了”。人的命运就是如此难以预测，昔日的“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却在此时成为“分裂印度母亲”的始作俑者，并因此在当代印度人眼里，与阿富汗加兹尼王朝的马哈茂德（入侵印度次大陆）、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则布（强制推行伊斯兰法）并列，成为对整个穆斯林族群仇恨的负面象征之一。
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
耐人寻味的是，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闻名的“圣雄”甘地也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按照真纳女儿后来的说法，她的父亲和甘地之间几乎没有“个人敌意”，只有“政治敌意”。真纳从一开始就不支持甘地发起的“不合作”运动，指责后者的“极端主义计划将把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无知者和文盲引入歧途。这都意味着没有组织和混乱”。更何况，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哲学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印度教的教义，如同古代印度经典《奥义书》所说：“这种‘自我’靠真理和和磨难获得。”尼赫鲁也指出“圣雄甘地曾试图给它指印度教下一个定义，‘如果有人说我给印度教下一个定义，我就会简单明了地说通过非暴力的手段以追求真理’。甘地认为印度教即真理与非暴力”。而他在印度民众中的巨大声望，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其个人强烈的印度教先知色彩。
真纳与其妹妹、女儿在一起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所带有的强烈的印度教色彩，可能是真纳与国大党渐行渐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他看来，甘地就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一个印度教复兴主义者”。而且穿着考究的真纳也根本不愿意像甘地那样半裸上身只披一块粗布自愿把自己送进英国人肮脏的监狱里，因为“只有傻瓜和文盲才会这样干”。
另一方面，甘地又是怎么看待穆斯林一方的呢？印度的甘地研究权威比丘·帕莱克（Bhiku Parekh）指出，对甘地而言，印度的历史始于雅利安人的到来，并延续了数千年，在此期间，它发展出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却被穆斯林和英国人的到来粗暴打断，并将在独立后重新开始。穆斯林只不过是些改宗了的印度教徒，他们的宗教信仰仅仅是为他们的基本印度教文化遗产锦上添花。结果，这位“圣雄”拥有无上权威的印度国大党“最终发展成了集形式上的世俗主义与实质上的教派主义、形式上宣称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与实质上扮演的是印度教复兴运动的代表相结合的奇异复合体”。
在真纳眼里，此时印度国大党的政策——以印地语为国语，以国大党党旗为国旗，含有反穆斯林内容的《母亲万福》作为国歌——已经表明“印度斯坦是印度教徒的了”。1937年英属印度省议会选举后国大党又拒绝与真纳及其穆斯林联盟分享由双方共同争取的权力，这最终使得甘地与真纳分道扬镳。在1938年12月的穆盟年会上，真纳已经宣称，“社团间和睦共处的愿望已被国大党的法西斯主义所粉碎。”
创造巴基斯坦
1940年3月，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会议上通过“巴基斯坦决议”，确立印度穆斯林单独建国的政治目标。真纳的天才除了他公认的作为政治家和律师的技能之外，还创造了现代印度穆斯林的认同。一方面，真纳也脱去了他长期穿着的西服，换上了一种称为“sherwani”的长及膝盖的黑色外套——它很快成为整个穆斯林联盟的标志性服装。另一方面，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尽管穆斯林遍布整个印度次大陆，但只是一个共同信奉伊斯兰教信仰的松散群体，甚至没有共同的语言；正是真纳倡导将乌尔都语作为印度穆斯林的通用语言，并在后来成为巴基斯坦国语——尽管真纳自己并不会说这种语言。很大程度上，他本人的这种超脱态度使其忽视了孟加拉穆斯林的语言诉求，埋下了日后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分裂的种子，此是后话。
身穿“sherwani”的尼赫鲁
但真纳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1946年6月，他被确诊患上了晚期肺结核。他的不良嗜好——每天抽五十支“Craven A”牌香烟——更加剧了病情。医生估计真纳只剩下一二年的寿命。对此，真纳的选择是加快工作速度，仿佛是在与死神赛跑。当他的妹妹对此表示担忧时，真纳的回答却是：“当亿万穆斯林的存在受到威胁时，一个人的健康是微不足道的。”英国的末代印度总督，希望保持次大陆统一的蒙巴顿多年后坦诚，如果当时他了解真纳的病情，他会设法拖延到真纳去世，那时就不会有“巴基斯坦”了。
“大巴基斯坦”的宣传海报
1947年4月，蒙巴顿与真纳有过六次至关重要的会谈，如同蒙巴顿事后回忆的那样，“尝试了所有技巧，用尽了一切能想到的方法去争取”。蒙巴顿甚至说，可以像甘地建议的那样，让真纳担任统一印度的总理。“心里只装着一个巴基斯坦”的真纳还是无动于衷：没有什么比看到这样的统一能带给他更大的快乐，但他要的还是完全独立的巴基斯坦，否则穆斯林将诉诸武力寻求独立。
蒙巴顿夫妇与真纳
面对内战的威胁，国大党被迫同意让一个“截短和破烂的巴基斯坦（指分割旁遮普与孟加拉，两地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混居）”独立：“你必须把它切掉，如果你保留它，整个身体都会坏掉。”6月份，蒙巴顿正式提出那个将他的名字永远与“印巴分治”联系在一起的著名方案，把印度次大陆按居民信仰分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自治领，日期定在1947年8月15日。就这样，真纳的“巴基斯坦”之梦实现了。他的命运与巴基斯坦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不久之后的1948年9月就因肺结核去世。一百万巴基斯坦人参加了真纳的葬礼，充满“巨大的歇斯底里和悲伤”。
真纳检阅撤离卡拉奇的英军
真纳去世得太早，他只看到了一场夺去百万人性命的族群迁徙（穆斯林从印度逃亡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则相反）与仇杀埋葬了他本人“（印巴）和平离婚后还是好朋友”的初衷，却未能见到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1956年）。
逃亡巴基斯坦的难民
他梦想中的“巴基斯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或许，这应该是一个解决底层贫困的国家。早在1943年，真纳就对地主和资本家提出了谴责，“对于大众的剥削深入骨髓……他们忘记了圣训……我们中有几百万群众每天只吃一顿饭。这是文明吗？这是巴基斯坦的目标吗……如果那是巴基斯坦的思想，我就不会这么做”。此外，英国教育培养出的自由主义最终还是在巴基斯坦“国父”的内心占了上风，在巴基斯坦独立前夕的制宪会上，他说，“你们是自由的……你们可以属于任何宗教、种姓或教义……最后，你们将会看到，印度教教徒将不再是印度教教徒，穆斯林也将不再是穆斯林了。这是就作为国家公民的政治意义说的，而不是从宗教意义上说，因为那是每个人的私人信仰”。“国父”理想与现实里的巴基斯坦的差别，今天的读者应该会有自己的判断。
位于卡拉奇的真纳陵墓
参考文献：
[美]拉莱·科林斯等著，李晖译《自由与荣耀》，海南出版社，2012年
王希：《巴基斯坦国父真纳政治思想初探》，《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
Akbar Ahmed-Jinnah,《Pakistan and Islamic Identity: The Search for Saladin》，Routledge，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