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保护长城

大象公会        文｜黄邯

2017年7月27日至8月1日，中国与蒙古国联合考察队在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发现了东汉窦宪征伐北匈奴后「燕然勒铭」的刻石。近两千年前中原军队深入漠北的远征，再一次引起人们的注意。

不过在古代中国，这样的远征只是极少的异数。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是沉默的长城，为中原王朝抵抗着游牧民族的侵袭。

今天，长城作为古代中国最庞大的国防工程，已被赋予种种伟大崇高的意义。但这种形象并不久远。近代之前，长城曾饱受争议，即便到现代，仍有人将其视为保守、闭塞的象征。

长城的作用到底如何？为什么古代王朝要投注如此大的人力物力修筑长城？长城真的代表保守、封闭吗？

争议中的长城

在中国历史中，长城并非一直是崇高、正面的形象。

自秦始皇时期，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开始，长城更多是戍边的残酷生活和苦役征发的象征。以《饮马长城窟行》为题的诗作，历史上竟然有几十首之多，基本调子都与三国陈琳的「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大同小异。

满清入关后，以满蒙联姻和主动出击方式稳固边关，从未修筑长城，自然也看不上长城。康熙乾隆的诗文，对长城都很不客气。

不过，自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王朝都有大规模修筑长城的行为。甚至女真入主中原建立金王朝后，也在北境修造了长城。

但万里长城终究未能避免蒙古、女真入侵导致的神州陆沉，惨痛历史影响到后人对它的观感。鲁迅在其《长城》一文中评价道：「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

对长城的负面印象不仅来自中国人。在近代从海路进入中国的西方人眼里，长城也不高明。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长城最不客气：「中国在我们基督纪元之前两百年，就建筑了长城，但它并没有挡住鞑靼人的入侵。中国的长城是恐惧的纪念碑，埃及的金字塔是空虚和迷信的纪念碑。它们证明的是这个民族的极大耐力，而不是卓越才智。」

即使是在现当代，长城逐渐获得新的民族象征意味后，也还是完全不能抵御从海上入侵的西方列强。

到了人们反思中国近代落后挨打，将原因归咎于明清闭关锁国与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反差时，横亘在内陆的长城又被视为古代中国轻视海洋、消极内向、闭塞保守等错误政策的集大成者，因此遭致抨击。

但批评者或许忽视的是，历史上投注巨资修建长城的，并不仅仅是中华文明。

欧亚帝国的共同选择

长城并非中国独有的国防工程。从亚欧大陆最东端的朝鲜半岛开始，历史上修筑过长城的地区依次有：朝鲜、中国、印度、伊朗、俄罗斯南部、东南欧一直到德国。它的最西端，是英国北方由罗马军团修建的哈德良长城。

▍欧亚大陆上的长城分布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条横贯东西的长城走廊？用日本历史学家梅棹忠夫的观点，解释起来最为容易。

梅棹忠夫以亚欧大陆腹心草原地带为中心，将亚欧大陆划分为三个文明生态圈。

从兴安岭到东南欧的草原地带，是被梅棹忠夫视为暴力之源的「第三区」。而与之毗邻的中国、俄罗斯、印度、地中海-伊斯兰世界，是遭受草原暴力直接洗劫的「第二区」。而西欧和日本则因远离游牧民族，是优越的「第一区」。

不同的地理位置，导致了各区间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第二区由于直面来自草原的威胁，那些曾拥有灿烂文化的古典文明，几乎都发展成了大一统帝国。

如果将目前全世界已知的大规模长城绘制在地图上，不难发现，它大致将亚欧大陆定居的农耕文明与移动的草原文明或半耕半猎文明分开，这正是梅棹忠夫第三区与第二区的文明边界。

对中原文明正北方的蒙古高原，是梅棹忠夫特意强调的亚欧草原暴力地带的核心。两千年来强大游牧帝国几乎都诞生于此。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紧邻蒙古高原的中原王朝，是修造长城投入心血最多的地区。

紧邻中国的朝鲜，在长城上的投入并不比中国少。朝鲜有两条长城，一条是十一世纪为防范契丹，由柳韶指挥修造的。它自鸭绿江到日本海，全长370 公里，由石头砌成。另外一条略短，十五世纪修筑。

▍朝鲜「千里长城」的位置

印度现存的长城，是今天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长城，体量上非常雄伟壮丽。这段位于印度北部拉贾斯坦邦的长城，十五世纪由梅瓦尔王朝修建，曾用于抵御著名的阿克巴大帝。

▍印度的长城

伊朗长城的长度仅次于中国，其最早的传说可追溯至中国的秦汉时期。它主要修筑于五世纪到七世纪之间，与中原相同，萨珊王朝也用它防范匈奴人和嚈噠人。今天它已成互不相连的几段，最长的一段接近200公里。

▍伊朗的古长城

侵略成性的沙俄曾经很喜欢修长城。与其他国家长城多在领土北方相反，俄国长城在国境线南方，因为亚欧大草原在俄罗斯（传统意义上的俄罗斯）南方——游牧入侵者来自东南。

从公元10世纪到17世纪，俄罗斯人始终面临着游牧人入侵骚扰的压力。俄国人为此建设了多道大规模防线。其中长达800公里的别尔哥罗德防线最为浩大，它西起第聂伯河支流伏尔斯克拉河畔的阿赫季尔卡，中经别尔哥罗德、沃罗涅什、科兹洛夫、最后达塔姆鲍夫。

▍巴基斯坦信德省境内的长城

定居人的最优策略

修筑长城对付野蛮人，似乎是冷兵器时代文明人共同遵守的普世价值。是否修造长城与是否有主动进取精神无关。

为防范北方的蛮族日耳曼人，罗马帝国于公元85年开始在德国南部的的密林中修筑长城，其总长度约550公里。此段长城叫罗马界墙。

公元98年至117年在位的图拉真，将罗马帝国疆域拓展到最大，他征服帝国东北方的达契亚（今罗马尼亚）后，在这里留下了图拉真长城，图拉真的继任者哈德良（117-138在位）则在英国北部留下了哈德良长城。

▍罗马尼亚境内的图拉真长城遗址

▍哈德良长城

西汉修筑长城的活动，主要发生在汉武帝、汉宣帝在位时，正是汉朝对匈奴取得最大战果的同时期。修筑长城更多是为了固定战果划定地盘，其中一部分甚至是为了保护丝绸之路免受袭扰。

是的，罗马和中国的长城并不能防止帝国最终陷落在野蛮人的浪潮里。当草原上出现阿提拉、成吉思汗这种「上帝之鞭」（意为上天对文明人的惩罚）时，长城防线确实无法拱卫国家安全。

但修筑长城，从来不是为了防范敌方夺取江山——能有国力修长城的时代，往往无需担忧外部的致命威胁。长城的真正用途，是为了让边境地带免遭常态化的、以劫掠为目的的入侵。

长城是明确划定两种文明疆域和实际控制区的标志。它大多修造在定居文明居住区之外，这种前置的国防屏障，在空间上为自身居民提供了一种积极而稳定的隔离区。

即使军事力量占优，定居文明以主动出击的方式惩戒蛮族，也很难制止对方零星的入侵抢劫。

无论是草原上的游牧人还是在黑森林里的部落，他们过的都是生产与战斗相结合的生活，转入战时的成本很低，即便输了大会战，也能凭借灵活的小股部队袭扰漫长的边境。定居文明若组织大规模军队定期讨伐，成本和代价极为高昂。

因此，修筑长城，是最能体现定居民族财力物力和技术优势的军事手段。

黄仁宇、吴思都曾以明代为例计算过长城的成本。吴思的计算是，大致修建1英里的长城花费白银7542两，而大军出征，八万人马一年的耗费是979万两白银，它足够修建1300英里的长城。

▍长城的墙身断面图

在今天看来，中国北方有些地段的长城简陋不堪，但这足以让那些缺少工具的小部落头领打消随意入侵的念头。

即使草原上的较大政权，在大规模犯边入寇时，也只能选择最容易突破的地段，以硬拆城墙的笨办法打开一个缺口。这使得游牧人的入侵在地点和时间上有规律可循，极大的便于防御。

事实上，历史上的长城之所以饱受争议，更多是因为，长城失守、神州陆沉往往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而在边境安宁时，人们很难意识到它的功绩。

因此，相较于分析长城的积极作用，那些没有建立长城边防体系的中原王朝的遭遇，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长城是最合理的选择。

东汉是战国后第一个放弃长城的王朝。两汉之际，汉长城便遭废弃。为了代替长城，东汉将内附的匈奴、鲜卑、羌等部族大批安置在边境（长城）内侧，使之「永为蕃蔽，扞御北虏」，如同罗马帝国的蛮族佣兵。

然而东汉中期以后，这些部族逐渐失控，边郡叛乱接踵而生。边境居民的内迁，又进一步造成这些部族向中原扩张。到西晋末年，游牧民族已能直接从中原王朝内部发动致命攻击。

四百年后，当唐朝取得「天可汗」尊号、成为草原名义上的共主后，也不再像隋朝那样修筑长城。唐朝采取了与东汉同样的政策，将内附部族安置在边境地带，充当军事屏障。

正如我们所知，这种长城的替代方案再次失败。被唐朝安置在幽州的部族，无意中成了开启了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谓的河北胡化进程，并最终在大唐盛世的顶峰酿就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惨剧。

在后世，人们对长城的印象主要集中在长城所代表的民族符号，作为中国首批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长城更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长城的保护和修缮，也逐渐成为国人关注的重点。

长城形象的重新树立，主要是在1930 年代。此时，日本对中国显示出迫在眉睫的侵略野心，千百年来作为国防工程的长城这才被重新关注，成了挽救民族危亡的象征和凝聚剂。

1933年3月至5月，中国军队依托明长城，在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来犯日军浴血奋战，此役被称为「长城抗战」。1935年5月，电影《风云儿女》上映，片中由聂耳作曲、田汉填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传诵全国，歌词中的「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完成了长城与民族精神的结合。

▍1933 年的长城抗战

由此，长城获得了与黄河、长江同等高度的民族图腾地位，升华为万众团结一心、绝不屈服外辱的民族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