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乡长对乡村振兴的深度思考和泣血呼喊!

01-02 生活常识 投稿:沐若清辰
一位乡长对乡村振兴的深度思考和泣血呼喊!

导语:本文可能是近期关于“乡村振兴”最好的文章,作者:任盛宇,山西省忻州市五寨县新寨乡乡长。

正文:

近期,有关乡村振兴的文章铺天盖地,各地也兴起了声势浩大的乡村美化、绿化、亮化运动。我认为,是时候开展一场深刻的乡村振兴思想大讨论了,就乡村萧条的原因,乡村振兴的对象,以及乡村振兴的途径等重大课题统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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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一些我近期关于乡村振兴的基层思考,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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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农文化让农民逃离农村的信念如宗教般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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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提出“去农文化”概念,是针对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侧重于经济学方面,而从社会文化角度思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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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晋西北一个山区乡镇工作,每月工资仅有200多元,还是年底才发放,如果完不成提留摊派征收任务,一年的工资就会让单位扣掉上交农业税。1997年,我在L村包村下乡,住在了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光棍家里。和他居住在一起的还有位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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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娘一有空就对我絮叨她的家庭情况。老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光棍,二儿子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县里某职能局上班。她说,年轻的时候,倾力供养二儿子上学,帮助他在县城盖房子,娶媳妇,节衣缩食了大半辈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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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以为老了该享福了,可是,二小子那里,却似一个永远填不起来的无底洞。这不,去年,孙子在省城集资楼房,二小子又回到村里,软磨硬缠,把我和大儿子的全部养老存款8万块钱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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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说借,但肯定有借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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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子很少回村,每次回来不是拿米拿面就是拿山药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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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个光棍大儿子,我老婆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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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动情处,老人一手拍打着土炕上的席子,一手擦拭眼角的泪花。每次都让我心中酸楚,从而对老人二儿子的痛恨之情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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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过去了,从催粮催产,刮宫引产,到现在的精准扶贫,经历过了农村工作的风风雨雨。我发现一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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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西北,农村光棍较多,但凡有光棍儿子的家庭,老年父母反而能获得相对较好的照顾;其次境况好的就是儿子虽然成家立业,但是没有离开农村的户子;晚景最为凄凉的却往往是孩子考上大学,毕业后又进城就业的留守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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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现象困惑了我好多年:为什么农民们都在努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城里?为什么“成功”进城后的子女反而不能更好地孝敬父母?为什么明知子女进城后不能反哺养育之恩,父母们还会义无反顾地让子女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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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农村社会的日益深刻的理解,我的思想清晰起来:是深入民族灵魂的去农文化,让农民逃离农村的信念如宗教般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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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农文化是政策后果长期积累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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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城乡国民待遇严重不平等,在广大农民思想深处培育出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农村是地狱,生活在农村就是“受罪”。事实上,在国人心中,“农民”几乎成了身份卑贱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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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来自城里的同学,看到不顺眼的人,喜欢习惯性骂道:“你这个农民。”而来自农村的同学,也感到称呼自己农民是一种莫大歧视。不仅仅是城里人看不起农民,连农民自己,也仿佛觉得当农民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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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子弟,在孩童时代听到的来自父辈们最励志的话就是:“如果你不好好读书,长大了就得在农业社活受罪!”即使自己离不开农村,也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人逃离农村,远离农业,改变农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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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社会管理体制约束,虽然在改革开放前农村没有出现空心化,但是,这种去农文化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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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从“盲流”到农民工,农民纷纷背井离乡,历程艰辛,奔向心中的麦加圣地——城市。出人头地的基本标准就是离开农村,读书的全部目的就是进入城市。农家子弟,即使通过上大学跳出农门,进城后也都没有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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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十年给自己奋斗住房,后二十年为子女奋斗住房,压力山大,不要说反哺父母,许多农二代还不得不剥削父母的微薄农业收入来填补城里的窟窿。几代人的全部积蓄源源不断输入到城市的钢筋水泥中。繁荣了城市,吸干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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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彻底破除,即使城市人口已经饱和,在去农文化的影响下,农村人口仍将持续净流出,乡村还将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进一步凋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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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于去农文化的涉农政策:规划出来的乡村凋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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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农、去农文化,已经上升为一种深入灵魂的民族文化。许多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从根本上还没有脱离城乡二元治理思维。改革开放后,以牺牲农村为代价来繁荣城市的步伐不但没有停下来,步子反而迈得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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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资源,如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过度向城市倾斜,加速了乡村的凋敝,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由于近期乡里在推进移民搬迁、拆旧复垦工作,我就近取材,以土地政策为例,来论述涉农政策的去农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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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把建设用地绝大多数规划在了城市周边。在县城以下的广袤农村地区,即使引进高质量的工商企业,但落地比登天还难。一个没有第二、第三产业支撑的农村,凋敝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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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用地指标的审批,“严格”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某央企计划实施一个铁路技改项目,需要占用耕地70余亩。已经立项,完成了招投标,并被列为省市重点工程。结果用了整整四年时间,先调整规划,把基本农田改变为一般农田,再把一般农田改变为建设用地。本县用地指标不够,还得从外地借指标,大费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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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疑问:是不是在耗费企业大量时间和经济成本后,占用耕地的不良影响就能有效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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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实施的省市重点项目审批用地指标尚且如此艰难,更何况那些既缺金融支撑又乏人脉资源的创业农民。不知道有多少富有创造力的民营企业被用地审批政策拖死、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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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让土地人为稀缺,增加了土地财政收入,拉高了城市房价,最后买单的主体还是进城的农二代,这无疑又进一步吸干了农村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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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占补平衡,增减挂钩的土地政策,劳民伤财,不切实际。凡是整村搬迁的村庄,多数是山庄窝铺,交通闭塞,地广人稀,现有的不少耕地尚处于弃耕状态,如果再耗费大量财力新造耕地,利用率又能有多高?再说,多数古旧村落拥有百年以上的老建筑,拆了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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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留守在山庄窝铺的中年劳力,日子过得虽然不能说很好,但是绝大多数也不似扶贫移民可行性报告中分析得那么糟糕。在正常年景,晋西北勤劳一些的中年户子,百亩薄田,几十只羊,年纯收入能够超过五万元。农民心目中的纯收入,不仅仅要抛去化肥等农资成本,往往还会除去一年的吃喝拉撒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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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渲染移民搬迁政策的积极效果,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所以,整村搬迁,拆旧复垦,应该因地制宜,一刀切有违民意,加剧干群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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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村拆迁的同时,我们还在推进退耕还林工程。为什么不能在老房子的庭前屋后广种树木,把旧村直接打造成为生态林地?这样把拆旧复垦和退耕还林工作同步推进,既保护了古建筑,又可节约大量财力,农民获得感增加,干群矛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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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制约乡村振兴的最大障碍,就是根植于去农文化的乡村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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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应该掀起一场三农思想大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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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主题1:乡村在哪里?传统的乡村还能不能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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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农村是否存在严重的“空心化”和“老龄化”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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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有三农问题专家认为外界夸大了农村“空心化”问题,并且以连年粮食增产和农村用电统计数据加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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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基层观察,外界对农村“空心化”问题严重的论断,并非感性认识。晋西北某县共有200多行政村,2018年计划整村搬迁97个。学者们可以参考一下扶贫办关于近几年移民异地搬迁的详细数据,了解一下全国整村移民搬迁的大概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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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量连年增产,主要得益于农业生产力的持续提升。小型农机具的普及,种子的改良,以及地膜和优质化肥的广泛使用。晋西北Z村,10年前玉米平均亩产1000斤,2017年达到1600斤;10年前两个劳力能够经营40亩农田,现在两个劳力耕作100亩玉米后,还不耽误季节性外出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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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用电数据问题。一家5口人,4口人搬迁到城里了,留下一个留守老人。现在农村电视、冰箱、洗衣机、电饭煲基本普及,即使家里只剩下了一口人,用电量也不会比10年前少。晋西北许多农户,平时在县城定居,农忙的时候,开着农用车回村务农,虽然一年在村里居住的时间超不过30天,但使用电磁灶煮三天饭,用电量就超过了20度。所以,通过用电数据难以否定农村“空心化”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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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空心化”严重,是一个不容否定的铁的现实。问题其实比“空心化”还要严峻:大量农村已经或即将消失。许多农村已经整村搬迁,在晋西北这样的中西部地区,大多数未搬迁村,在不远的将来,也会陆续消失。



这不是危言耸听:农村已经没有了年轻人。一所乡镇联校,老师编制近30名,可是学生总数不足40名,并且还在逐年下降。一个没有年轻人的农村,注定不会有未来,消失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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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郑重思考:谈乡村振兴,可是乡村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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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政策好比射击,必须打好提前量,既要考虑子弹运行的时间(政策时滞),还得考虑横风的影响(政策执行环境的变化)。即使政策发生大的调整,但是去农文化依然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实施乡村振兴,硬化了道路,安装了路灯,接入了互联网,新建了医疗卫生室,最后却发现村里一个居民都没有了。没有人的乡村,建得再好,也仅是一座辉煌的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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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有过类似的经验教训。二十年前国家推动过一次农村学校达标运动,新建了大量标准化小学。结果许多学校建起来后村里已经没有了一个学生,资源直接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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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乡村振兴,首先必须准确把握未来的乡村在哪里,传统的乡村还能不能回去。在一些地方,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中心村,而在晋西北等广大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对象也许得放到中心镇,不宜平均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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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农村,坐在办公室通过数字报表“科学”研究农村的态度要不得。无论是离散时间的差分方程,还是连续时间的微分方程,都替代不了实时实地的踏实调研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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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主题2:该不该彻底破除城乡二元治理结构?

 

我们目前的的主流涉农政策思维,习惯于把三农问题独立开来,在三农内部寻求解决三农问题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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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涉农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农民权益,而实际效果却指向了相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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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些三农学者把城市资本下乡视为洪水猛兽,认为应该严格限制工商资本下乡,以避免“侵害农民利益”。这种二元治理思维,只能让资本从农村单向输送到城市,无法盘活农村资源,最受伤害的其实还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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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目前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价为5万元的院落,如果允许入市自由交易,价格就可能会达到50万或者更多。农民虽然不懂得经济学,但也识数,晓得三多二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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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大的三农问题,就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日资、美资都没能把中国搞乱,难道允许城市资本下乡,让各类资源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就能搞乱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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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应该打开城门,让想进去的进去,让想出来的出来。无论城里城外,都是中国的土地,无论市民农民,都是平等的中国公民,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任何人为的区别对待,都是逆时而行,不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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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够彻底破除城乡二元治理结构,谈城乡融合发展,谈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谈乡村振兴,都是空谈误国。虎头蛇尾、拆东墙补西墙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就是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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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主题3:中国真的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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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农村,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基本面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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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学者夸大了乡村凋敝的消极后果。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会发现,乡村振兴和部分乡村凋敝并不冲突。乡村“空心化”严重甚至部分乡村撤村销号,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站在城头看中国。城里,喊了多少年的房地产崩溃论为什么没有成真?因为刚性需求,新增了大量城市人口。新增人口来自哪里?农村。晋西北W县,全县人口11万,10年前县城仅有3万多居民,现在接近7万人。城镇人口激增,完美诠释了农村“空心化”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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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样喊了多少年的三农崩溃论又为什么没有发生?因为城镇化。城市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大多数农民进城后,比在农村生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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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夸大了粮食安全问题。就像我母亲,在窑洞里保存着十几袋陈年谷子,我们建议卖掉,她固执地反驳:“一旦有个兵荒马乱,看你们吃什么?”就中国国情而言,兵荒马乱显然属于一个极小概率事件。许多专家又何尝不是犯着农村老太太的错误,把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人为地构想到了一个明显不合理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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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归根到底是农民的振兴,农业的振兴,而不是狭隘地固守农村。乡村振兴,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

(文章来源:新三农,作者 任盛宇,山西省忻州市五寨县新寨乡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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