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乡长对乡村振兴的深度思考和泣血呼喊！

导语：本文可能是近期关于“乡村振兴”最好的文章，作者：任盛宇，山西省忻州市五寨县新寨乡乡长。

正文：

近期，有关乡村振兴的文章铺天盖地，各地也兴起了声势浩大的乡村美化、绿化、亮化运动。我认为，是时候开展一场深刻的乡村振兴思想大讨论了，就乡村萧条的原因，乡村振兴的对象，以及乡村振兴的途径等重大课题统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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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一些我近期关于乡村振兴的基层思考，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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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农文化让农民逃离农村的信念如宗教般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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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提出“去农文化”概念，是针对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侧重于经济学方面，而从社会文化角度思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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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晋西北一个山区乡镇工作，每月工资仅有200多元，还是年底才发放，如果完不成提留摊派征收任务，一年的工资就会让单位扣掉上交农业税。1997年，我在L村包村下乡，住在了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光棍家里。和他居住在一起的还有位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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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娘一有空就对我絮叨她的家庭情况。老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光棍，二儿子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县里某职能局上班。她说，年轻的时候，倾力供养二儿子上学，帮助他在县城盖房子，娶媳妇，节衣缩食了大半辈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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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以为老了该享福了，可是，二小子那里，却似一个永远填不起来的无底洞。这不，去年，孙子在省城集资楼房，二小子又回到村里，软磨硬缠，把我和大儿子的全部养老存款8万块钱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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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说借，但肯定有借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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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子很少回村，每次回来不是拿米拿面就是拿山药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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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个光棍大儿子，我老婆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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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动情处，老人一手拍打着土炕上的席子，一手擦拭眼角的泪花。每次都让我心中酸楚，从而对老人二儿子的痛恨之情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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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过去了，从催粮催产，刮宫引产，到现在的精准扶贫，经历过了农村工作的风风雨雨。我发现一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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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西北，农村光棍较多，但凡有光棍儿子的家庭，老年父母反而能获得相对较好的照顾；其次境况好的就是儿子虽然成家立业，但是没有离开农村的户子；晚景最为凄凉的却往往是孩子考上大学，毕业后又进城就业的留守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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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现象困惑了我好多年:为什么农民们都在努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城里？为什么“成功”进城后的子女反而不能更好地孝敬父母？为什么明知子女进城后不能反哺养育之恩，父母们还会义无反顾地让子女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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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农村社会的日益深刻的理解，我的思想清晰起来：是深入民族灵魂的去农文化，让农民逃离农村的信念如宗教般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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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农文化是政策后果长期积累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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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城乡国民待遇严重不平等，在广大农民思想深处培育出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农村是地狱，生活在农村就是“受罪”。事实上，在国人心中，“农民”几乎成了身份卑贱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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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来自城里的同学，看到不顺眼的人，喜欢习惯性骂道：“你这个农民。”而来自农村的同学，也感到称呼自己农民是一种莫大歧视。不仅仅是城里人看不起农民，连农民自己，也仿佛觉得当农民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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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子弟，在孩童时代听到的来自父辈们最励志的话就是：“如果你不好好读书，长大了就得在农业社活受罪！”即使自己离不开农村，也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人逃离农村，远离农业，改变农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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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社会管理体制约束，虽然在改革开放前农村没有出现空心化，但是，这种去农文化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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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从“盲流”到农民工，农民纷纷背井离乡，历程艰辛，奔向心中的麦加圣地——城市。出人头地的基本标准就是离开农村，读书的全部目的就是进入城市。农家子弟，即使通过上大学跳出农门，进城后也都没有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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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十年给自己奋斗住房，后二十年为子女奋斗住房，压力山大，不要说反哺父母，许多农二代还不得不剥削父母的微薄农业收入来填补城里的窟窿。几代人的全部积蓄源源不断输入到城市的钢筋水泥中。繁荣了城市，吸干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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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彻底破除，即使城市人口已经饱和，在去农文化的影响下，农村人口仍将持续净流出，乡村还将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进一步凋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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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于去农文化的涉农政策：规划出来的乡村凋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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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农、去农文化，已经上升为一种深入灵魂的民族文化。许多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从根本上还没有脱离城乡二元治理思维。改革开放后，以牺牲农村为代价来繁荣城市的步伐不但没有停下来，步子反而迈得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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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资源，如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过度向城市倾斜，加速了乡村的凋敝，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由于近期乡里在推进移民搬迁、拆旧复垦工作，我就近取材，以土地政策为例，来论述涉农政策的去农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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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把建设用地绝大多数规划在了城市周边。在县城以下的广袤农村地区，即使引进高质量的工商企业，但落地比登天还难。一个没有第二、第三产业支撑的农村，凋敝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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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用地指标的审批，“严格”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某央企计划实施一个铁路技改项目，需要占用耕地70余亩。已经立项，完成了招投标，并被列为省市重点工程。结果用了整整四年时间，先调整规划，把基本农田改变为一般农田，再把一般农田改变为建设用地。本县用地指标不够，还得从外地借指标，大费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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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疑问：是不是在耗费企业大量时间和经济成本后，占用耕地的不良影响就能有效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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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实施的省市重点项目审批用地指标尚且如此艰难，更何况那些既缺金融支撑又乏人脉资源的创业农民。不知道有多少富有创造力的民营企业被用地审批政策拖死、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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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让土地人为稀缺，增加了土地财政收入，拉高了城市房价，最后买单的主体还是进城的农二代，这无疑又进一步吸干了农村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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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占补平衡，增减挂钩的土地政策，劳民伤财，不切实际。凡是整村搬迁的村庄，多数是山庄窝铺，交通闭塞，地广人稀，现有的不少耕地尚处于弃耕状态，如果再耗费大量财力新造耕地，利用率又能有多高？再说，多数古旧村落拥有百年以上的老建筑，拆了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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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留守在山庄窝铺的中年劳力，日子过得虽然不能说很好，但是绝大多数也不似扶贫移民可行性报告中分析得那么糟糕。在正常年景，晋西北勤劳一些的中年户子，百亩薄田，几十只羊，年纯收入能够超过五万元。农民心目中的纯收入，不仅仅要抛去化肥等农资成本，往往还会除去一年的吃喝拉撒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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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渲染移民搬迁政策的积极效果，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所以，整村搬迁，拆旧复垦，应该因地制宜，一刀切有违民意，加剧干群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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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村拆迁的同时，我们还在推进退耕还林工程。为什么不能在老房子的庭前屋后广种树木，把旧村直接打造成为生态林地？这样把拆旧复垦和退耕还林工作同步推进，既保护了古建筑，又可节约大量财力，农民获得感增加，干群矛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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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制约乡村振兴的最大障碍，就是根植于去农文化的乡村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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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应该掀起一场三农思想大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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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主题1：乡村在哪里？传统的乡村还能不能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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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农村是否存在严重的“空心化”和“老龄化”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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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有三农问题专家认为外界夸大了农村“空心化”问题，并且以连年粮食增产和农村用电统计数据加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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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基层观察，外界对农村“空心化”问题严重的论断，并非感性认识。晋西北某县共有200多行政村，2018年计划整村搬迁97个。学者们可以参考一下扶贫办关于近几年移民异地搬迁的详细数据，了解一下全国整村移民搬迁的大概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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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量连年增产，主要得益于农业生产力的持续提升。小型农机具的普及，种子的改良，以及地膜和优质化肥的广泛使用。晋西北Z村，10年前玉米平均亩产1000斤，2017年达到1600斤；10年前两个劳力能够经营40亩农田，现在两个劳力耕作100亩玉米后，还不耽误季节性外出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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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用电数据问题。一家5口人，4口人搬迁到城里了，留下一个留守老人。现在农村电视、冰箱、洗衣机、电饭煲基本普及，即使家里只剩下了一口人，用电量也不会比10年前少。晋西北许多农户，平时在县城定居，农忙的时候，开着农用车回村务农，虽然一年在村里居住的时间超不过30天，但使用电磁灶煮三天饭，用电量就超过了20度。所以，通过用电数据难以否定农村“空心化”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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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空心化”严重，是一个不容否定的铁的现实。问题其实比“空心化”还要严峻：大量农村已经或即将消失。许多农村已经整村搬迁，在晋西北这样的中西部地区，大多数未搬迁村，在不远的将来，也会陆续消失。

这不是危言耸听：农村已经没有了年轻人。一所乡镇联校，老师编制近30名，可是学生总数不足40名，并且还在逐年下降。一个没有年轻人的农村，注定不会有未来，消失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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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郑重思考：谈乡村振兴，可是乡村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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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政策好比射击，必须打好提前量，既要考虑子弹运行的时间（政策时滞），还得考虑横风的影响（政策执行环境的变化）。即使政策发生大的调整，但是去农文化依然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实施乡村振兴，硬化了道路，安装了路灯，接入了互联网，新建了医疗卫生室，最后却发现村里一个居民都没有了。没有人的乡村，建得再好，也仅是一座辉煌的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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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有过类似的经验教训。二十年前国家推动过一次农村学校达标运动，新建了大量标准化小学。结果许多学校建起来后村里已经没有了一个学生，资源直接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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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乡村振兴，首先必须准确把握未来的乡村在哪里，传统的乡村还能不能回去。在一些地方，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中心村，而在晋西北等广大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对象也许得放到中心镇，不宜平均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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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农村，坐在办公室通过数字报表“科学”研究农村的态度要不得。无论是离散时间的差分方程，还是连续时间的微分方程，都替代不了实时实地的踏实调研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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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主题2：该不该彻底破除城乡二元治理结构？

我们目前的的主流涉农政策思维，习惯于把三农问题独立开来，在三农内部寻求解决三农问题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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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涉农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农民权益，而实际效果却指向了相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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