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王稼祥

长征中的王稼祥2017-01-09-新闻网小字

在中国革命激荡的风云中,安徽这片红色的热土上诞生过无数的革命志士,的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新中国优秀的外交家王稼祥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在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他都鞠躬尽瘁,为党做了大量重要的工作,贡献非凡；在革命事业生死攸关的重要时刻,他挺身而出,为结束“左”倾错误路线对的控制而大声疾呼。可以说,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王稼祥功不可没；王稼祥在长征中的卓越贡献,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一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他从小勤奋好学,成绩优秀。1924年进入中学后,思想越发倾向进步,逐渐走上革命的道路。1925年10月,他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于1928年2月入党。1930年,王稼祥学成回国,开始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运动中。

1931年3月,王稼祥前往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随着在苏区革命实践的深入,以及与毛泽东接触的增多,王稼祥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在苏区,他看到凡是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办的,总是行之有效；而按照王明的指示去办的,就往往适得其反。这使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并在政治和军事观点上越来越倾向于毛泽东。

随着“左”倾路线领导人逐渐掌握大权,毛泽东开始不断受到排挤。1932年10月初,苏区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举行,要求将毛泽东从前方调离,撤销其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其专做工作。王稼祥在会上却做了出人意料的发言,公开支持毛泽东。这一发言震惊了全场,连毛泽东都感到意外。这标志着王稼祥开始拒绝盲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开始勇敢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在政治上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然而,在当时“左”倾思想占上风的,是不会有人郑重考虑王稼祥的意见的,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这给红军的作战和建设带来了重大的损失。此后,随着“左”倾错误思想在的影响越发严重,由于临时负责人博古的纵容,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德国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下,遭到严重失败。对此,王稼祥气愤地指责说:“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据吴黎平(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经济部部长)回忆:“第五次反‘围剿’时,特别在广昌战役之后,稼祥同志公开表示了对‘左’的教条主义军事指挥的不满。”

广昌战役失败后,红军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而博古、李德仍冥顽不化地推行他们那一套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最终导致红军节节败退,不得不撤离苏区,进行长征。

二

在1933年4月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时,王稼祥身负重伤。由于当时苏区医疗条件差,无法把残留在他体内的弹片全部取出,导致其伤口化脓,引起感染性腹膜炎。从此,王稼祥一直在瑞金红军总医院住院治疗。长征前夕,博古研究转移人员名单时,曾经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里养伤。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据理力争,认为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博古这才同意王稼祥随军转移。就这样,王稼祥躺在担架上开始了长征。伤痛的折磨,比不上对红军前途的担忧,王稼祥反复思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对博古和李德的那一套做法,他已是忍无可忍。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长征开始时,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3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军团之中,毛泽东立即对这种安排提出了反对。为了挽救革命,毛泽东必须贯彻自己的正确主张；但要贯彻自己的主张,必须获得人们的支持。经过努力争取,博古破例“开恩”,让他们走在了一起。

一路上,3人几乎形影不离,连晚上宿营都在一起。毛泽东不停地向两人讲解自己的军事思想,并共同商讨关系红军前途的一些重大问题,认为要挽救红军目前被动局面,必须重新审视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的错误领导。最终他们取得一致意见,形成了一个“三人团”。

1934年12月上旬,红军翻越老山界,领导内部矛盾越发尖锐,焦点是关于红军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公开批评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造成的。在领导层,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大家与博古、李德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12月11日,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打下了通道县城。12月12日,领导人在这里举行了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李德全然不顾实际情况,坚持红军主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则力主改变原计划,认为根据情报,敌人已将重兵部署在那里,等待红军往“口袋”里钻,如果继续执行这个计划,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只有西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才有出路。

此时,王稼祥不顾身体的伤痛,在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坚持履行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责,参加和的一切会议,并在会议上坚持自己的观点,明确提出要支持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大部分领导人对此都表示赞同,但博古和李德仍然固执己见,否定多数人的意见。12月18日,在黎平主持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决定采纳毛泽东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黎平会议可以说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会议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采纳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这是队“三人团”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取得的初步胜利,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错误思想在军事上的错误打下了基础。

在黎平,王稼祥除了集中精力参加会议外,还利用短暂的休整时间,请傅连暲医生检查了病情。当时,他受伤的肠子同伤口相通,蛔虫从伤口中钻出来。这是因为在瑞金时采用保守疗法,残留的弹片和腐骨未能取出,伤口没有愈合带来的后遗症。王稼祥以惊人的毅力,忘却了伤痛,全神贯注于党和红军的命运。

可是,黎平会议后,博古和李德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王稼祥深为忧虑,他意识到,如果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必须立即变换军事领导。于是,他对毛泽东说:“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

“好啊,我很赞成。”毛泽东嘱咐道。

就这样,王稼祥开始行动了。

王稼祥首先找到张闻天和,两人都赞同他的意见,得到他们的支持,王稼祥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时任红军第一团政委的聂荣臻在湘江战役之后因脚伤感染化脓,坐担架与王稼祥同行,王稼祥对他说:自己参加的反“围剿”战争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主要是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他认为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王稼祥的意见立即得到聂荣臻的支持和赞同,聂荣臻说:“我完全赞同,我也有这个想法”。

接着,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纷纷表示赞成王稼祥的提议。至此,遵义会议的部署工作基本就绪。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历史的必然,人心所向,但是“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同志最早提出了召开扩大会议的倡议,他首先找张闻天同志,说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张闻天同志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接着王稼祥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聂荣臻因脚伤坐担架,在行军途中听取并赞同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和朱德“这次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王稼祥的意见”。

三

红军渡过乌江后,以闪电般的速度,进逼遵义。1935年1月7日,部队进入遵义城。1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移驻遵义。

红军攻下遵义城后,获得了难得的休整时机,召开扩大会议的条件已经具备。

王稼祥和毛泽东、张闻天被安排住在遵义城古寺苍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他们在一起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发言进行了探讨,并研定了发言提纲。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建议由张闻天执笔起草一个报告,阐述他们的意见,对博古等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把想法告诉了王稼祥,王稼祥很赞同地说:“好,洛甫(张闻天)理论功底厚,又是,在党内地位比我们重要,由他做报告身份比我们合适。”

1月15日至17日,具有历史意义的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王稼祥作为候补委员,带伤抱病参加了会议。会议事先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把藤躺椅,让他可以躺着听。整个会议期间,不管伤痛如何剧烈,王稼祥总是捂着肚子参加,从不缺席。警卫员劝他请假休息一天,他却责备道:“这么重要的会议,还顾得上请假?”

会议一开始,博古做了总结报告,过分强调客观困难,不承认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接着,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毛泽东第一个表示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张闻天也表示不同意,他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指挥错误的报告。下午,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态度诚恳,论据充分,富有哲理,且有很强的说服力。他主张首先要解决当前存在的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会场上大部分人都赞同和信服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讲完后,王稼祥坐起来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和张闻天的报告,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在军事上个人专制的恶劣作风,并且建议:撤销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应参与军事指挥。王稼祥一口气发完言,顿时感到心胸舒展畅快。紧接着,、朱德、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纷纷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会议进入尾声,尽管博古、李德为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辩护,但局面已经完全明朗化了。会议最后作出下列重要决定:

一、选举毛泽东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担任军事指挥者,而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后,王稼祥被增选为委员。3月中旬,为了便于指挥,成立了由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历史在这里转折,革命在这里找回希望。对于遵义会议上王稼祥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在1945年七大选举委员时,王稼祥落选,毛泽东特意为此“要说几句话”,他列举了王稼祥在革命事业中的功劳,并突出强调了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中的作用,指出“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文化大革命”中,王稼祥受到严重冲击。1972年,毛泽东又一次谈话中指出:“他(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

四

遵义会议决议详尽地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使广大干部明确认识到这种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一些受错误路线打击的干部,更是从切身经历中感受到党的阳光和温暖。遵义会议后不久,王稼祥就会见了几位被押解的同志,紧紧握着他们的手,说:“同志们,让你们受苦了!……我代表党向你们道歉,党马上就要给你们分配新的工作。”

之后,红军在和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领导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于1935年6月12日,在四川懋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在翻越夹金山时,王稼祥伤口痛得支持不住,只能步行,一直踉踉跄跄爬到山顶。担架员实在过意不去,要他坐担架下山,王稼祥却说:“你们也太累了,还是让我慢慢走吧!”就这样,他奇迹般地翻过了夹金山。

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野心膨胀,与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围绕红军北上还是西进,与张国焘展开争论。会上,王稼祥发言支持北上方针,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最后,会议决定要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争取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两河口会议后,王稼祥十分珍惜两军会师后的有利局面,大力维护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他受委托,与李富春、刘伯承等人组成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并宣传决定。对于张国焘散布的错误主张,王稼祥也做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

7月间,红军主力继续北上,经卓克基、芦花、沙窝,到达毛儿盖。这时,王稼祥因为患病发高烧,停留在沙窝接受治疗。病情稍微好转,王稼祥便赶赴毛儿盖。然而,张国焘却按兵不动,向伸手要权,故意拖延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导致贻误战机。面对这种形势,为顾全大局,满足了张国焘的部分要求。8月3日,军委依据敌情变化,重新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准备向甘南广大区域发展,并决定红军分两路北上。

大敌当前,又身处险恶的自然环境,还有什么比全党全军的团结更重要呢?只要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应该做百分之百的努力。为争取团结张国焘,毛泽东同王稼祥商量,请他单独跟张国焘再谈谈。朱德也说:“稼祥啊,很多同志都信服你的话,你再去做做张国焘的工作,叫他不要太固执己见了。”王稼祥也正为党内这一严重分歧而感到不安,立刻同意与张国焘深入交换一下意见,努力说服对方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为了照顾王稼祥的身体,谈话地点放在他的住处。为此,王稼祥做了认真准备,叫警卫员找来一点烟叶和砖茶,炖上了一大壶茶水。两人的这次谈话从太阳落山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张国焘开始还不断为自己辩解,后来对王稼祥的苦口婆心,索性不置一词,实际上是以沉默相拒。最后,张国焘表示,容他回去考虑考虑。

8月21日,毛泽东和王稼祥等随右路军通过茫茫草地北上,以坚忍的毅力,经过七天七夜艰苦跋涉终于走出了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9月1日,毛泽东、王稼祥等联名致电张国焘,要求左路军迅速东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可是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求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以后,迅速赶往红三军团驻地,与正在养病的、王稼祥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连夜先行北上,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

为解决张国焘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局,9月12日,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王稼祥任主任。会议还决定成立由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指挥军事,领导红军北上。随后,红军攻克腊子口,突破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