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思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危害及应对
近年来，“普世价值”思潮依托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话语主导权，从纯粹形式主义的抽象逻辑出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混为一谈，企图弱化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引领功能。针对这种混淆视听、制造混乱的歪曲解读，不仅需要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的根本区别，更需要解蔽“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陷阱，在培育核心价值观自信的基础上提升核心价值观话语权，以此消解“普世价值”思潮的现实危害。
“普世价值”早已不是一个纯学术性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浪潮的推动下，已经逐渐演绎为一种极具迷惑性、欺骗性并且带有鲜明政治倾向的社会思潮。当前国内，“普世价值”思潮借解读重大决策的契机再度活跃，有人利用“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观在某些字面上的重合，认为十八大是“排除干扰，冲破阻力，终于将普世价值列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1]。事实上，西方“普世价值”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二者之间的思想交锋映射出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2]的新要求。因此，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的根本区别，透视“普世价值”的挑战与危害，进而探索消解“普世价值”危害的有效对策，成为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迫切任务。
一、“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区别之辨
“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交锋是一场渗透与反渗透、演变与反演变、颠覆与反颠覆的持久斗争，通过厘清二者在经济基础、理论基础、逻辑特征和价值目标这四个维度上的区别，进而揭露“普世价值”的本质“是当代西方话语霸权及其价值渗透方式的表达”[3]。
(一)经济基础之区别
一种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必须拥有或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才能顺畅运行和长远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于我国现实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体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正向促进的互动关系，因而是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价值观体系，并且在社会上处于主导地位。而“普世价值”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是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相一致的价值体系。“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起初是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维护阶级利益、夺取政权而提出的反封建、反王权、反教会的理念与口号。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这些理念又被冠以“普世”的头衔，用来进一步维护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
(二)理论基础之区别
“抽象人性论”认为，古往今来的所有人类都具有一种共同的本性，即所谓的“人性”。它寓于每一个个体当中，时代和地域的变迁只是改变了“人性”的具体表现形式，而“人性”的本质规定并没有改变。由此断定，必然存在着符合全人类“人性”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普世价值”便应运而生。“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 4]6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从对劳动的历史考察中总结区分于动物性的“人性”，而劳动总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和在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这意味着对于“人性”的认识应该考虑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关系的历史性、现实性和具体性。因此，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思维，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中认识人的一般共性，在兼顾历史传承和时代要求的基础上集中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共同价值追求。
(三)逻辑特征之区别
“普世价值”撇开现实生活的具体性和多样性内容，将脱离现实关系、超越时空的价值概念用抽象的形式表述出来，并且经由纯粹形式主义的逻辑演绎，从抽象性的普遍本性出发推演出抽象的价值范畴，这些被抽掉具体内容的价值观念必然是虚假空洞的价值幻象。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普世价值”对于非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生活模式和社会制度进行排斥和颠覆，尤其是它急于对中国实行价值输出和文化入侵，对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尽显其抽象性、排他性和扩张性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的价值共识，“实际上是四重历史传统叠加化合的结果。”“这四重历史传统，分别是百年来的民族复兴传统，6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传统，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传统，以及作为所有这些传统底色的五千年中国文化传统。”[5]与此同时，区别于“普世价值”与生俱来的排他性和扩张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坚持“自主性”原则，既不会脱离中国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条件，坚决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入侵和渗透，同时也不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
(四)价值目标之区别
“普世价值”反映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实际上是以“普世”的名义兜售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是西方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遮羞布”。正如亨廷顿所言：“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6]56“普世价值”的目标则是摧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认同、制度认同和意识形态认同，将世界文明带向资本主义的价值崇拜，充当着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扩张和“霸权主义”统治的“利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于其社会主义属性的内在规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与的核心价值追求相适应，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相一致，与当今世界的共同价值诉求相契合的。它的价值目标则是凝聚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的价值共识，在全社会形成基本的道德规范、共同的理想追求和坚实的精神支柱，以此发挥凝聚力量、引领思想和教化人民的作用，从而筑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思想根基。
二、“普世价值”思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危害分析
在“普世价值”思潮的冲击下，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边缘化，导致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被分裂，促使个体对核心价值观产生离心力，进而对核心价值观建设产生了严重的危害。
(一)威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
在“普世价值”思潮演进的过程中，中西方价值观念出现激烈碰撞，特别是在西方先进生产方式、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影响下，一部分国人开始质疑自身文化的合理性，甚至否定传统民族文化，脱离中国国情、民情，投入到资本主义的理论、方法和话语阵营当中。尤其是在政治领域，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影响，以西方的政治理念或制度模式来评价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普世价值”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又一新变种，企图将中国的改革开放纳入资本主义轨道，以此来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削弱党的领导。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7]550古今中外，无论社会形态、制度模式如何不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思想总是占据支配地位的。换言之，任何国家和社会的指导思想都是一元的。因此，倡导指导思想多元化，无疑就是企图挑战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宣扬西方“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核心价值，势必会威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
(二)分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但在“普世价值”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人并不能自觉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而倾向于指导思想多元化，并认为这些多元化的指导思想主要来源于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为核心的西方“普世价值”。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西方式的思维方式，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并不能实现“民主、自由、公正、法治”等核心价值，盲目听信于西方人的话语范式，从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科学性和未来的发展前景产生或多或少的质疑。此外，在“普世价值”鼓吹者的蛊惑下，一些人迷信于“普世性标本”的西方社会，只看到西方政治制度上的成功，却看不到本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他们常常着眼于抽象的“世情”而脱离本国的现实国情，用西方流行的术语和观点来评论中国，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中国改革开放的得失。他们对资本主义价值观了解不深，但却认为资本主义价值观较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能够真正象征“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由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随之降低。
(三)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
社会凝聚力蕴含于社会价值观之中。在历史上，价值观始终是凝聚各族人民的核心力量。时下“普世价值”的传播，已经渗透到人们自发的心理层面，影响到人们的意向、感觉和愿望，其潜在的危害正在悄然生长。对于“普世价值”的认同往往引发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否定和消除，这种否定和消除促使个体对核心价值观产生离散的力量，即离心力。而这种离心力正是与核心价值观的“同心同德”作用相背离。“同心同德”即将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凝聚为统一的意志和行动，这是核心价值观发挥号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重要体现。而“普世价值”却在消解这种力量，它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侵入，逐渐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可以肯定的是，“普世价值”思潮的进入必定会从微观领域逐渐影响人们的传统文化观念，进而影响到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此同时，“普世价值”在处理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以及资产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关系时的“游刃有余”，更增强了其自身的吸引力。在此消彼长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必然被削弱。
三、消解“普世价值”思潮对核心价值观危害的实践进路
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映射，“普世价值”思潮名义上鼓吹“价值多元”“思想自由”，实际上是将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由此可见，应在对“普世价值”思潮的批判反思中开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探索之路。
(一)解蔽“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陷阱
“普世价值”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迅速传播，并对我国核心价值观构成挑战，主要在于其利用极具迷惑性的光鲜内容和华丽语言进行包装宣传。因此，消解“普世价值”危害的第一步就是要揭开“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陷阱和谎言。
首先，揭露“普世价值”的实质和意图。“一种思想观念无论正确与否，均有着自身特定的思维程式。”[8]“普世价值”的思维程式就是以“抽象人性论”作为立论根基，提炼出人类生活的抽象意义，将承载着西方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以普遍知识的形态加以呈现，构建起一套超越社会实践、历史条件和物质基础的永恒价值体系。“普世价值”借用人类本性、共同利益、共同人性等华丽语言的包装，实际宣扬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以貌似全球话语的表达方式使意识形态渗透更具隐秘性、欺骗性和迷惑性，进而不遗余力地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唱起赞歌。在对待有别于西方的制度模式、意识形态时始终采取以普遍掩盖特殊、以多元取代一元的扩张策略，表面上是宣扬西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政治理论，但实质上是迎合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需要，旨在抹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摧毁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最终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其次，破除“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幻象。“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它在实践中必然从其隶属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也就意味着它所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和尊严，它所维护的也只是资本家的自由和价值，而这恰恰与其在理论上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等全人类普遍价值之间构成了深刻矛盾。在日益个性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中，“统治思想越来越采取‘软实力’的方式，‘普世价值’就成为其最为理想的选择” 。[3]当我们反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普世价值”的现实状况时，又会发现另外一番景象。比如，美国曾支持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造成万名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平民丧生;美国先后发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最终造成伊拉克10万多无辜平民丧命，几十万难民流离失所。这些都是美国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践踏别国人权的鲜活事例，这些罪恶和不幸的根源都来自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现实。而对于全球性问题，显然西方资本主义所推崇的“普世价值”既不能避免，也提不出任何的有效对策。这一切都表明“普世价值”是一种抽象、扭曲和虚假的意识形态幻象，空洞的口号和华丽的辞藻中掩藏着其助力西方资产阶级利益扩张的实质，内部却存在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矛盾。
(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传统文化为核心价值观自信奠定了根基;主体对价值观的自觉认同是增强价值观自信的内生动力;在实践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是增强核心价值观自信的最终目的，也是检验核心价值观建设成效的试金石。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历史沉淀，孕育出博大精深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内涵，成为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舍本弃源，空谈价值观自信就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必须立足于传统文化这一本源。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传统文化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尤其是在民间的影响力颇深，在塑造公民的伦理道德观方面仍然具有积极的作用。只要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适应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赋予其社会主义的时代新内涵，它必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培育注入丰厚的养分和强劲的动力。
其次，通过宣传倡导、思想教化等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使之被认识、认同并内化为人们评价事物的立场、方法以及流程。换言之，就是经由外在的培育逐渐内化为主体的价值需求，从而融入人们的生活实践。只有实现精神意识的内化才能使个体真正认同这些价值观念的内核，并将其融入到现在的价值图式当中。这就要求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能够引导个体对原有的价值观念体系进行相应的处理、改变，以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进行合理的选择与吸收，才能使之同化进个体的价值观念中。
最后，实践是锻造自信品质的根本方法和最终目的，因而需要将价值观自信的培育融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融入到精神文明建设中，融入到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中，融入到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中。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2]。实现自主践行的关键是要因地制宜地开展实践活动。第一，通过对榜样、模范、英雄人物的宣传、模仿和学习，以现实事例加深人们对核心价值观实际成效的自信与认同;第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通过教育传播来普及价值理论知识、提升人们的价值行为践行能力;第三，充分利用民族传统节日、重大纪念日以及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等，使核心价值观融入普通群众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之中，在具体实践即“做”中，加深认知与认同。
(三)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
掌握话语权是发挥号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保证。故而，提升核心价值观话语权成为积极应对“普世价值”话语霸权、多元话语潮流以及新媒体话语形态等挑战的重要举措。
首先，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阵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话语建构的“基石”，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普遍与特殊的价值关系和话语关系，既展现中国特色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又展现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对国外价值观话语的融通，最为重要的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价值导向，通过话语表达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其次，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内容，以高度概括、简明有力的语言集中表达社会共同价值追求。一方面，面对西方话语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法治精神、契约精神等被人类共同认可的优秀文明成果，可以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核心价值观话语内容，并赋予其中国化的内涵;另一方面，面对反映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间话语和网络话语，从中发现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现实困难和关键问题，在积极回应和理性筛选的过程中，听取人民群众的建议和看法，进而创新优化核心价值观的话语内容。
再次，弥合官方和民间的话语鸿沟，将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相融合，促进官民良性互动。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展的推动者，既是核心价值观话语传播的对象，也是话语表达的主体，因此，部门应当积极回应、扶持和引导民间话语，形成良性互动。第一，通过政务微博、微信、网站等多渠道平台及时发布政务信息，并且接受民间话语的监督，提高官方话语的权威性和可信度。第二，将官方话语方式转变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民间叙事方式，以蕴含真实情感和细节体验的鲜活声音，来表达对群众个人感受和个人体验的关切，用自下而上的说话方式开创官民沟通的新模式，从而展示核心价值观话语的“真善美”和“正能量”。
最后，将传统主流媒体与现代网络新媒体相结合，提升价值观话语的传播力。第一，从“我说你听”的单向传播方式转变为平等互动的双向传播方式，着重打造以双向沟通为主的更具灵活性、亲民性和人本性的互动沟通模式。第二，加强新媒体的传播与运用，将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有机结合。一方面，针对核心价值观话语的不同受众采用个性化、定制化的传播内容和方式进行精准投递，从而引起民众的价值观共鸣。另一方面，将传统媒体的价值导向、核心内容、权威信息向新媒体延伸，实现传播内容的一次制作，多重传播。此外，将核心价值观从抽象化、理论化的描述转化为具体可行的实践路径和方案，让其成为阐释中国观点、中国特色、中国担当的“中国最强音”，使核心价值观在国际社会声名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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