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曙光

严平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由国、共、美三方代表张治中、、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调处，就停战有关问题达成协议。同时，国共双方下令同年一月十三日停战。为了监督停战令的执行，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了军事调处执行部，总部设在北平，下设若干执行小组——目的是试图以美国为中间人，调处国共两方冲突，以在抗战后的中国避免内战的发生。

  程老早年在北平东北大学读书时参加共产党，抗战初期跟随“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在前线宣传抗日，后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他的英语是在延安军委外国语学校英文系学的，在东北大学读书时他学的是俄语，只略懂一点英语，当时延安急需英语人才，请了美军观察组的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等来教英文，有一点英语基础的程老学习努力，几个月后就被吕正操要到晋西北军区司令部交际处，给美军观察组的情报人员充当翻译。我问他，就学了几个月能翻得了吗，他哈哈地笑着说：一边翻，一边学呗，马马虎虎！

  一九四六年二月，三十四岁的程光烈随晋西北军区副司令许光达一起离开丰镇前往大同、太原，担任军事调处执行部太原执行小组共方翻译，当时名叫“林澄”。

  许光达一行抵达太原时，美方和国方的代表已先期到达。太原执行小组是山西地区停战谈判的中心小组，住在太原南门外的复兴饭店，从窗口望出去，前面不远处就是绿树环绕着的火车站。饭店共有三层，以赫利上校为组长的美方人员住在底层；方的组长是军统干将邹陆夫，少将军衔，他带着翻译等人住在顶层；许光达是共产党方面谈判组长，当时我军还没有军衔，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故也暂定为少将衔，他们被安排在中间层住，有如夹馅烧饼。每天吃饭时，三位组长和他们的译员都在楼下餐厅共同进餐，其他随员则在另外的地方吃饭。图1：军调小组三方代表，从左至右：美、国、共就在这里，程光烈经历了那场历史性的、毫无成效的、长达数月的谈判。

  开始，他坚持每天写日记，真实地记载了小组谈判的情形。描述了当年三方之间的不同立场、矛盾磨擦以及和阎锡山部队的冲突等事件。由于当时方面没有人作正式记录，他的日记可以说是这段历史的唯一见证。可惜的是随着谈判毫无希望的拖延，他的日记也渐渐地越来越稀少，以至最终停止。尽管如此，据我所知，像这样详细真实记录当时谈判情景的军事调处日记依然十分罕见。

  一九四六年，在今天回头遥望，那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来说极不平常的年份，在那个时刻，历史曾经提供了许多可能性，但结果却只有一个……我看过程老一九四六年拍摄的一张照片：冬日的太原，天空清朗，古老的守义门城楼在阳光下默默屹立，城楼下，远远近近是一片片破败的房屋……我似乎听得见那城楼周围有鸽子扇动翅膀飞翔的声音，那低矮的破屋中，有母亲对远方战场上孩子的叨念和婴儿的啼哭……一九四六年，走过八年的抗战历程，经历了无数流血和艰辛，心殚力竭的人们是那样地思念和平……

  国共两党达成的停战协议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产生的：“中华民国国军及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不论正规部队、民团、民兵、非正规部队，或游击队” ，“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破坏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假如这个协议真能实现，抗日胜利后的将会开始怎样的新生活？然而，现实是战事一天也没有停止，山西成为双方激烈争夺的地方，守义门周围的碉堡不断修建，冲突不断，程光烈所在的军事调处太原执行小组为了监督停战令的执行，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个冲突爆发的地点，那些惊心动魄的事实从日记中可见一斑。

  一个重要事件是阎锡山收编日本战俘扩充部队的问题。多年后有材料证明，日军投降后曾和国民达成协议，部分不愿返国的日本兵可留下加入部队。南京的日军总司令部甚至有令，要日军不可向八路军投降，必须以武力守在原有阵地，以等候南京方面派的受降官到来。在山西的各地日军也得到命令，只向阎锡山所部投降，同时，阎锡山也承诺给日本军官优厚待遇，以收编日本战俘、扩大势力，对付共产党。

  的这种做法遭到了共产党的坚决反对，也成了太原执行小组调查谈判的一个重要方面。据程光烈日记，二月十六日，美方代表赫利亲自就此询问了驻扎在山西的日军总司令——即日军战俘负责人澄田睐四郎，后者的回答始终含糊不清、自相矛盾，当共方代表许光达追问日军重新武装起来的枪支是否来自山西时，澄田睐四郎开始的回答是肯定的，接着就又加以否定，而方的代表邹陆夫则把这种自相矛盾说成是翻译的错误。后来尽管阎锡山方面向执行小组作出了解释，但未被接纳，美方代表向阎锡山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刻遣送日军回国。于是，阎锡山表面答应，背地里又派人通知日军：为了应酬执行小组，暂时避避风头，不要在小组面前露脸。日军随即安排了“躲避”工作，每遇执行小组出巡，步哨便鸣枪示意日军大队退入山中，却告诉执行小组枪声来自共军游击队。他们就用这样的办法和执行小组玩起了“捉迷藏”。

  程光烈在日记中记着：

  途中经过一个日本兵营。一队武装的日本兵刚刚走到大门口，看见执行小组汽车来了，停下不走了。阎方一个宪兵跑过去和他们说了几句，实际是命令他们藏匿起来。等执行小组的汽车进去后，日本武装等都不见了。找到他们的队长。队长称，共有五十八人，有十支步枪，是自卫的。可惜我们当时没有会日语的，否则可以问出一些更真实情况来。

  停止冲突、恢复交通更是一个永远都扯不清的问题。按照协议，国共双方武力都应维持在停战令下达时的位置上，彼此相安无事。但事实上，抢占、扩大地盘成了双方都想实现的一个目标，因此，冲突不断地发生。执行小组几乎每天都收到这种有关冲突的报告，于是，三方代表便没完没了地在谈判桌上打起了嘴仗。

  程光烈的日记生动地记载着这些事情：先是二月十六日赫利“拿出双方冲突报告十份”，看起来这些报告更多的是阎方送来的，因此赫利提出疑问：“最高指挥官对队伍控制能力如何，刘伯承将军命令是否下级马上服从？”“指挥官是否下达停战命令了。……既然下达了，为什么到处有冲突，如闻喜被包围，不准粮食出口等……”接着，是执行小组接见“民众代表”和“天主教教民代表”，这些代表主要是来控诉共产党的残忍行径的，程光烈在日记中明确指出“这是阎方故意安排的，而赫利接受了这种安排”。赫利呢，他的问题依然多数是冲着共方来的，他一方面启发式地问那些“代表”：“为什么国共冲突？”“共产党怎样兴起来的？”一方面向共方索要停战前的军队位置图，要与阎方交来的地图“对照研究”。这样，在小组讨论致刘伯承将军的电报时，便“发生激烈争执”。接下来，二月二十日，刘伯承作出了反映，他在来电中，对“共军骚扰……等词，作驳斥”，说 “并非我方进攻，实乃阎方赵承绶等进攻我们，我们不得不采（取）自卫行动” 。在争执不休的情况下，执行小组乘火车奔赴冲突的地点，沿途每到一站，都有“民众代表”“控诉”“八路军”，所呼口号所谈内容几乎完全一致，这更让程光烈们相信，这些代表身份可疑。再接下来，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一方面赵承绶称共军有多起破坏铁路的行为和袭击行为，另一方面刘伯承提醒小组注意，“阎军四十团，四十四团，二炮兵团向南移动”，双方相互攻击寸土不让。更有意思的是，此后赵承绶称抓到了几个破坏铁路的俘虏，在赫利和小组代表们面前，俘虏称自己是共方的，还一口咬定停战日后在毛泽东命令下打过两次仗，却连连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在谈判桌上扯不清，在实地仍然扯不清，赫利时而和共方争执不已，时而与国方争辩，吵得不亦乐乎，小组也只好打道返回太原。

  三月三日这一天，程光烈记忆深刻：马歇尔、、张治中一行人来山西视察，三方小组的人员纷纷搬家，腾出房间给自己的首领住，许光达的房间就腾给了。程光烈在日记中简单地记录了这天发生的事情：

  上午赫利简单念念他的下午汇报提纲，其中措辞很多对我方不利。

  下午马歇尔、、张治中及军调部委员来，包括叶剑英、郑介民、罗伯逊等。刘伯承同志也同时到达。随行人员中有我认识的马列（周的秘书）周而复（作为新华社记者身份参加）二人。
当我领同志到宿室时，周问我房间里有无窃听设施，我们确实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只好说，没有发现。并告诉他这间房子的上边就是代表邹陆夫的宿舍。周敲敲墙壁，给我以很大启发。
三人到后，马上开会。当晚，周、叶等人征询本小组我方情况，我方将赫利不公正情况作了汇报。然后周称开个小会。我想我该退出。许光达同志示意我留下。实际上是周将对当前情况的估计和战略意图，向到达此地的高级将领作了传达。一直到凌晨三时方就寝。会议是大家坐在一起用耳语般的声音来表达的。

  当晚，阎锡山宴请三人组，其他人均作陪。街上电灯装得比平常多了几倍。

  程光烈先生回忆说，实际上为了保密，这天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他没有记录在案，但却记忆犹新：那天晚上，参加秘密会议的人有、刘伯承、叶剑英、许光达、陈赓，他们始终围坐在一起，用耳语般的声音讲话。说了很多，主要是传达对当时情况的估计和战略意图，最后，他压低声音，把手攥成拳头向下用力地挥着：决定现在谈不了了，要捶！

  在座的所有人都明白“要捶”的意思既是“要打”。这是三月三日，离停战协议的发布只有不到两个月。

  虽说“谈不了了”，但走前还是对小组提出了要求：要搞好团结，工作方式要好。团结的对象大概主要还是指赫利。共方不怕和国方搞僵，但并不想和美方搞僵。

  或许从那时候起，谈判桌上的一切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一方面表面上的谈判还需要维持，另一方面，谁都在下面盘算对方，这叫边谈边打。小组日夜精神紧张地坚守在岗位上，监督着对方是否有新情况发生。

  一天，程光烈从饭店望见不远处的火车站里忙忙碌碌，好像正在装载武器弹药等物品，就急忙告诉了许光达，并立刻找到赫利，一同前往火车站。经查，果然有十四节车皮装满了军火弹药正待启运。赫利见了无话可说，又制止不了，眼看着十四节车皮的军火运走了，只有发电报给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报告情况。第二天一早，北平军调部来电，命令阎锡山立即将军火运回。又过了一天，阎锡山的参谋长郭宗汾称，军火已于当晚运回太原。事实上究竟怎样就不知道了，程光烈在日记中连呼：真是见鬼了！

  谈判桌上的情况千变万化。不久，陈赓到太原小组担任共方首席代表，许光达副之。陈赓是一个有魄力的将领，他到来后改变了谈判方式，提出到现场考察，实地解决问题。在他的坚持下，小组经常奔波在野外。他们或乘铁盖子车，或骑马，或步行，不断地前往一个又一个阵地，谈判就在铁盖子车里举行。于是，程光烈又拍下了这样的镜头：在行进着的闷罐车厢里，三方人员面对面地坐在铺着白色台布的小桌前谈判，看不出他们脸上的表情，但从他们挤坐在一起的姿势看，都已相当疲惫；在另一张照片里，国共美三方的代表站在装甲车前，他们注视着程光烈的镜头，没有人笑，每个人都显得有些心事重重；倒是另一个镜头十分精彩，陈赓在阵地上和阎锡山的高级指挥官谈话，他们望着对方，笑得似乎很和谐，阎方的那位指挥官还打着手势，好像在详细讲述一件有趣的事情，谁也不会觉得他们争论的是战争这种残酷的话题，看神情和平似乎真的不再遥远……天气已经热了起来，沿途的奔波很辛苦，闷罐车里密不透风，白天热，夜里凉，还有蚊虫叮咬，一连多天呆着实在难受。阎方的人开始给美军军官找女人来陪睡，他们自己晚上出去寻欢作乐，有时也受到他们首席代表的训斥……

  看起来，到实地调处的办法对共方更有利。阎方情报快，他们经常不断地送来各种材料，编造谎言，攻击共军违反停战协议。共方虽带有电台，但沟通前后方情况终有不便，准备反击材料不及、常常陷于被动。把在桌上打嘴仗变成深入实地视察后，共方就显得主动多了。但即便如此，最终大家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的，国方也有对付的办法，能争就争，实在不行就“屡屡逃会，避不见面”，再不行就索性托辞肚子疼，以至于程光烈在日记中总结道：

  由于昨天国方代表托辞肚疼回太原了，（想起上次国方联络员调查庞村时也是托辞肚疼回太原去的）执行小组会也就开不成了。（国阎双方配合得多出色。从此给我们提供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每当国方代表发生肚疼一类事情时，就要警惕他们搞鬼！）

  嘴仗就这样一天天地打下去。一次，小组在视察中见到阎军不少人在修碉堡，便致函阎锡山，问是否得到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同意，结果邹陆夫在会上称“修碉堡是因为经常受到的攻击。在区内没有碉堡，证明不会受到阎军的攻击”。如此理论，连一向偏袒之意的赫利也觉得说不过去了，当场予以反驳，邹陆夫也只好心中窝火，哑口无言。

  无论是美方、共方还是国方都感觉到，谈判变得越来越“徒耗精力毫无成效”，没多久，陈赓也走了，刘建勋做了组长。刘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常常叹气：“我在这里干啥！”后来，国方首席代表也换了人，美方的赫利也回国了，换了一个叫韩德的美国人。临行，赫利收到各式各样阎锡山送的礼品，“一副踌躇满意的神色”。

  程光烈在太原呆了八个月，他的英语也在这场日夜进行的嘴仗中锻炼得基本上应对自如。他在工作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一次赫利在小组会上说了一句“我今天才知道共产党也和中国人一样”。话虽然不是正式说的，但程光烈听懂了，而且立刻意识到这是污蔑，应该提出抗议。他把情况告诉了许光达，许提出来时赫利态度很强硬，说那不过是句玩笑话，并专门找程光烈核对，想要否认，直到程光烈严肃地告诉他 “是的，你的确说过”，他才无话可说了。

  除了做翻译工作，程光烈还是一个摄影师。他的摄影爱好是从十几岁时开始的，“一二·九”运动中因为拍摄东北大学学生游行，还被捕入狱过。抗战初期，他曾经使用何思源的一部相机为“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拍摄了许多有价值的照片。现在，他用着许光达送给他的一部战利品相机，拍摄下许多镜头：谈判桌上、行军路上、火车里、阵地上……当他奔前跑后地按下快门的时候，当他在镜头里看见国共美三方代表对着镜头显露出各自不同的表情时，他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很多年后，后代人会对着这些镜头产生很多的感慨和联想。

  夏天过后，在越来越浓的火药味中，程光烈开始乘飞机奔波于北平和太原之间递送情报。在北平，他见到了“移动剧团”的战友荣高棠——他也在北平军事调处、为着一个目标工作。他所不知道的是，另外一位“移动剧团”的战友郭同震（北平军统特务组长，后改名谷正文，台湾特务头子）那时正带着军统特务们，日夜监视着军调部的一切，不仅在叶剑英身边安插了特务，还制造了假情报离间马歇尔和的关系。在那个夏天，他们都在为历史将会的变化忙碌着。

  十月，程光烈飞往东北，向长春调处执行分部传达的精神。临行，罗瑞卿给他看了电报并要求他全文背诵。到达后，中心小组负责人武修权召集全体人员，听他口述传达电报大意：我军已在战场上消灭了多少蒋军，再消灭多少便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在那里，程光烈又开始了新的调处工作，但那时国共双方都已经开始实施早已制定好的进攻对方的方案，人们的话题离谈判越来越远……

  很多年后的夏天，在长春东中华路那所宁静的面朝着花园的房子里，程老述说着往事，历史好像已经离得很远，又好像刚刚发生过一样。我聚精会神地听着每一句话，昔日的波澜一一在脑海中展现，我向程老提着他看来可能十分幼稚的问题，试图探讨另一种可能性，程老微笑着告诉我：那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历史上从来“和”比“战”难——结果只会有一个。

  自我带着那些日记和照片、怀着沉甸甸的心情离开程老之后，就被许多事情缠身，直到二○○七年初才开始整理这些宝贵的资料，却不幸听到了程老去世的消息，我的心情更加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