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布其治沙之路——我国第七大沙漠库布其大逆转调查（上）

2010年前后，亿利集团走了十几年的生态产业之路似乎走不下去了。

“是退是进，一直举棋不定。”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回忆说，“直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亿利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政策信号。”

如今再回忆当时的进退维谷，50后的王文彪笑称，“距离成功的最后5公里”，差点半途而废、无功而返。

目前，从库布其沙漠走来的亿利生态产业“轻舟已过万重山”——库布其沙漠治理速度正以1年超过以往10年的步幅迈进。

2005年，杭景旗独贵塔拉镇牧民敖特更花一赌气把自家的260只羊全卖了。拿着卖羊的6万元，她放声大哭。

那一刻，她同样不知道今后的路该咋走！此前5年，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在全国率先推行“禁休轮牧”政策，敖特更花为了放羊只能和打起了“游击战”：白天不让放，就晚上放！经过旷日持久的“车轮战”，敖特更花败下阵来。

而今，以种树为生的敖特更花，握着“库布其生态产业”的名片，带着自己的队伍，把树种到了内蒙古之外的新疆、西藏……回忆起那次“危机”，70后的她，感谢生态事业重新给了她创业的机会。

正是由于50后的王文彪、70后的敖特更花，以及更多的库布其人一代代接续奋斗，才走出了我国第七大沙漠的治理之路：截至目前，库布其治理面积已达6000多平方公里，绿化面积达3200多平方公里，1/3的沙漠得到治理，实现了由“沙逼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多年实践，库布其人总结出了“党委政策性主导、企业产业化投资、农牧民市场化参与、科技持续化创新”的“库布其模式”。库布其治沙之路也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2017年9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上，库布其的治沙实践被写入联合国宣言。荒漠化防治，世界也正期待库布其提供方案。

穿沙公路“修”出库布其治沙路

上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后，土生土长的库布其人达木林回到杭景旗工作。在曾任旗委副书记的他看来：库布其治沙史上涌现出的治沙英雄灿若星斗，却都难以最终形成燎原之势。小打小闹治不了库布其，“直到穿沙公路挺进库布其的那一刻”。

在此之前，库布其沙漠这道“梁”硬生生将杭景旗1.8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分隔成两个“世界”：北部位于黄河岸边的沿河地区和沙漠以南的梁外地区。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别说治理沙漠，进入库布其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提起库布其，人们的印象就是能将门板吹出数里的飓风和一夜之间堵住家门的沙丘。

当时，沿河地区和梁外地区往来最便捷的路就是躲着沙漠从孔兑（蒙古语，意为沙漠中的季节性河流——记者注）中涉水而行，这也成为当时长途班车选择的“官方”路线。

于是，夏天孔兑水大时走不得；到了冬天，一旦被车轮碾碎的冰捂住，一车人就只能在岸上听天由命，等待有过路的拖拉机或大卡车救援——这样的等待常常是一等一夜……

库布其不仅是地理上的一道“梁”，更是发展中的一个“坎”。

王文彪曾经最大的困惑是，位于沙漠腹地的盐厂距火车站直线距离不过65公里，由于沙漠阻隔却不得不绕道330公里，一吨盐成本增加六七十元，利润被蚕食。

当时，达木林数次热情高涨地带着从美国、深圳等地远道而来的投资客，坐着北京吉普在旗里参观找商机。可每次走下来，吉普车的弓子板都被颠得要新换一套，而车上的投资客自此也没了下文。

在人们的期盼中，修建横穿库布其沙漠的穿沙公路终于在1994年被写进了当地的工作报告。而修路与治沙同步开展的思想也随之确立——否则风沙会在一夜之间就将路从库布其抹去。

至今达木林都记得，1995年随团到华西村参观学习时，他发现当时整个伊克昭盟（2001年伊克昭盟经批准正式改名鄂尔多斯市——记者注）的年财政收入竟敌不过华西村一个集团。

如此财力，修一条前无古人的穿沙公路，谈何容易！

“如果说穿沙公路有股份，杭景旗大人娃娃都有份。”达木林此话不是玩笑，有当年统计数字为证：1997年至1999年，为穿沙公路的修建，杭景旗副县级以上干部每年集资500元，副科级以上150元，一般干部50元，农牧民则是10元或等值治沙材料，3年共计集资450万元；3年间，杭景旗还组织了万人以上治沙大会战5次，硬是在沙漠里用双手一根一根扎出2453万公顷沙障，栽下了几百万株树……

党委除组织修路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支持、筹措资金；在亿利集团带动下，当地企业纷纷拿出扩大再生产急需的资金；农牧民则赶着自家马车载着治沙材料，赶往修路工地参与治沙……

1999年冬，亘古无路的浩瀚大漠库布其终于辟沙成途。穿沙公路南起杭锦旗所在地锡尼镇，北达巴彦淖尔盟乌拉山火车站，穿越库布其沙漠50多公里。

“从此以后，库布其20年的治沙路上，党委、企业、百姓这三股力量再没分开过！”而治沙的“库布其模式”也逐渐建立。

如今，驾车穿行库布其沙漠，与穿沙公路或平行或交叉的各类公路已连接成网，用绿色编织起由众多网格构成的巨大沙障，“南围北堵中切割”——将库布其治理得服服帖帖。

“山羊之争”迈出“绿富同行”第一步

曾经有同行要来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尝试无土栽培，80后技术员刘雪芹当时认为这是“天方夜谭”。

2008年大学毕业后便一头扎进库布其搞沙漠农业技术研究的刘雪芹，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不看好无土栽培，除了她认为“干净”的沙漠土地最适合搞有机农业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无土栽培太耗水！

“沙漠农业一定要节水。”对此这个山东姑娘一脸严肃，“沙漠水资源有限，地下水消耗一旦过度，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她将耗水农业和“向规模要效益”的粗放农业思想视为“对手”，而她和“对手”争夺的就是当地农民。

到恩格贝近10年，刘雪芹的试验用地基本没变。随着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好转，为了不让当地农民盲目扩大种植面积，向规模要效益，她为当地引进高产良种，推广有机种植技术，引导农民向质量要效益。她甚至在恩格贝搞起了“懒人农业”。

刘雪芹的试验地，看上去种得真不好。首先，由于不用除草剂，她的地里有杂草。其次，她的西瓜秧苗既不压条，更不打叉。即便这样，刘雪芹却自信自己的一棵西瓜苗能结三到五个瓜。而通常的一棵西瓜苗只一个瓜。

在刘雪芹工作的恩格贝，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来自全国乃至国外的志愿者共同接力，使这里成为沙漠里最先绿起来的地方之一。

绿起来的恩格贝建了一座沙漠科学馆。在这座现代化展馆里，重要篇幅和大量案例都在告诫人们：曾经承载无数文明的绿色就是毁在人类自己手里。

绿起来之后，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和恩格贝一样，这是摆在“先绿”的库布其人面前的必答题。专家表示，沙漠实现根本治理要以百年或更久的时间维度来判断。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杭景旗阿门其日格乡就因“山羊之争”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那时的阿门其日格乡绿起来还没多久。因不断恶化的生态，这里在此之前差点成为库布其沙漠和毛乌苏沙地的“握手”之地。

“有资料显示，当地生态最差的时候，全公社只有一株柠条，山羊也只有一只，还寄养在临近公社。”杭景旗林业局副总工程师栾树森告诉记者，由于植被稀少，那时山羊还是稀罕物。

随着上世纪80年代初在农村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受够风沙“欺负”的阿门其日格人，绿化的热情被激发——种草种树种沙柳种柠条……曾经的不毛之地一举成为杭景旗最绿的地方，当时更是摘得“全国绿化造林百佳乡”的桂冠。

随着植被恢复，山羊也开始成为家家户户养殖的“新宠”。与绵羊不同，山羊食性“贪婪”——刨食草根、啃食树皮。但山羊也是一宝，被称为“软黄金”“纤维宝石”的羊绒就长在山羊外表皮层。由于山羊绒优良的品质和特性，在交易中以克论价，十分珍贵。

在市场刺激下，大自然生态虽频频预警，但山羊的养殖数量却在阿门其日格不断攀升。在山羊和植被的较量中，穷怕了的人们选择的天平极易倒向前者。终于，当地党委不得不打响“山羊之争”的“第一枪”——在全乡禁养山羊。时任乡的郭巨才更是坚决表示：有山羊没我，有我没山羊！

上世纪80年代末，当地的“羊绒大战”轰动全国，无疑为这场“山羊之争”火上浇油。矛盾最尖锐时，面对挡了大家致富路的郭巨才，有人大喊“砍下郭巨才的头！”

最终，山羊还是在这场斗争中败下阵来。植被保住了，绿色效益也得以慢慢显现。

当地广植的沙生灌木沙柳具有“平茬复壮”的生物习性：需3年左右，用刀齐根砍下枝条，等待来年春天新生，且越砍越旺，否则几年后就会成为枯枝。于是很多人用砍下的沙柳枝条编成“筢子”，为当地人建房时加固房顶所用。当时一块沙柳“筢子”价值一元，阿门其日格人竟靠此卖出了许多“万元户”。

上世纪90年代初，达木林调研路过此地。在他印象中，这个最绿的地方也是最富的地方——盖起的砖瓦房就属这儿多！

而今，在阿门其日格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中，曾经挡了群众致富路的郭巨才绝对是个“好老汉”。几年前已去世的这位全国绿化造林先进个人，也给库布其上了“绿富同行”的第一课。

旧有治沙组织形式失效，“吃螃蟹”走出产业路

在库布其种树的高毛虎有个奇特的习惯，每每接下种树订单前，总会用嘴尝一尝当地的土和水。

按照高毛虎的“种树经”，土有甜、咸、涩、苦四种味道：甜的啥树都能种；咸的、涩的因为盐碱大，只要有淡水改良，也能种红柳、沙枣；苦的因为硝大，这样的土壤种树，高毛虎一般是不接的，最多能种红柳。而水一定要是“甜水”，苦的、咸的绝对种不成。

这个习惯是他到内蒙古的阿拉善、西藏的山南和河北的坝上等地种树时养成的。他说：“每到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不用嘴尝尝，就像没头的苍蝇乱撞。”

在库布其，像高毛虎这样的以种树为业的创业者，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而他们种树的足迹已遍布内蒙古的浑善达克、乌兰布和、腾格里等沙地沙漠，甚至更远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地。

在很多地方旧有的治沙群众组织形式不再有效时，市场化却极大激发了库布其群众治沙的积极性。这背后自然离不开从“以奖代补”“以补代投”到“花钱买活树”——当地一项项生态产业发展新政的推动。

在内蒙古，最早实施包产到户的就是鄂尔多斯。上世纪80年代中期，鄂尔多斯更是大胆“吃螃蟹”，较早实行“五荒到户、谁造谁有、长期不变、允许继承”，政策释放出巨大能量。

“当时种树，村民先是在‘五荒地’上用栽种的树苗圈出地块，中间再慢慢治理。”有杭景旗阿门其日格人回忆，“见缝插针，你种我也种。”所以直到现在，那里各家林地依然呈现“犬牙交错”之态。

1986年，达拉特旗官井村村民高林树从80多公里外用3只羊换回一驴车沙柳苗条，带着家人开始种沙柳，成为官井村种树第一人。5年坚持，高林树一家人种活了近千亩树苗，通过林下种草养羊，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也成了库布其的“名人”。

1993年时，鄂尔多斯全市共有480家国企，经过7年时间，到2000年底全部完成改制；1998年，鄂尔多斯率先实行了全面禁牧，推广舍饲圈养模式化养殖……

这些在全国领风气之先的改革之举，如今依然深深影响着库布其的治沙：官井村全村33万亩土地种树19.2万亩，今年春季仅沙柳苗条一项就卖了110多万元；据不完全统计，在库布其参与治沙的当地企业就有80多家。

政策冷暖，市场主体最为看重，也最为敏感。

亿利集团发展生态产业曾面临的一个巨大政策困惑就来自承包的土地。“按照土地承包法，我们的承包地2028年就要到期。”王文彪强调，“对企业而言，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

好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事关亿利生态产业发展存亡的困惑就这样顺势而解。

“生态产业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收益不大。”在王文彪看来，对于沙漠治理土地的承包期可以再长一些，“企业闻到‘肉味’才有动力。”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