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大分化背景下的集体焦虑

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青年群体都在扮演参与和影响世界进程的角色。他们容易被煽动，也懂得独立思考；他们提供建设力，也具有破坏力；他们执着眼前，也关切未来。

刚刚胜选的新任港首林郑月娥，急需解决的就是香港青年人的“上楼无望、上流无路，上位无门”等问题，这些问题指向香港固有的结构性矛盾，是诱发青年对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根源。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大陆，有着和香港相似的青年问题，甚至更为严峻。由于地理面积广阔，群体的横向迁移减缓了矛盾纵向上升的速度，但不可能任凭其自由发展。特别是在80后即将步入中年，90后成为青年主力的时刻，原有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新的矛盾正在产生、介入，新旧矛盾相互交缠发酵作用于新的青年一代。依靠时间去稀释矛盾是不明智的，因为无论是从生理还是心理层面来看，中年问题和老年问题的本质都是青年问题。

青年问题主要见于城市新移民，他们既具有移民特质，又具有青年属性。中国压缩式的发展导致青年人在城市中打拼，却无法被城市接纳。身份认同标准和自我实现路径成为绑缚青年人的两大枷锁，引发集体焦虑，催化青年危机的形成。

首先是身份认同问题。对于投身大城市的外地青年来说，构成身份认同的要素逐渐被简化成两样东西：房产和户口。这两样硬性指标足以将徒手在北上广打拼的青年碾压得体无完肤。

传统社会学将社会分为8个阶级，但现在看来这一分法可能有点过时，有学者称现在中国社会只有两个阶级，有房阶级和无房阶级。此语虽有调侃成分，但也道出了中国社会的实情。房子相当于城市的股票，是奢侈品，也是必需品。

无法负担高昂房价的青年退而选择租房，但城市的租房市场是不稳定的，青年在与房东的博弈中毫无优势，疲于在城市边缘的不同陋室中辗转。

住房危机导致了身份的被剥夺感，据实际统计，毕业于“211”和“985”高校的北漂青年中，有20%是蚁族，他们不敢消费，更无法承担婚姻成本，导致个人和群体的生命进程延后。

至于自我实现更是道阻且长。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精英，有很多处于“在职贫困”状态，他们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受到重重阻碍，知识无法作为上升的有力支撑，通过网络（比如淘宝网店）开创事业、晋身上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很多类似的窗口都越发饱和、限制严格，进而趋于关闭。

而家乡的低学历同侪早已通过做些小生意、投资等方式赚取了大量财富，日子富足。在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对前途的怀疑中有些人选择继续消耗，有些人则转而回乡谋生，或创业，或安于体制，是为“洄游”。

青年群体的流动直接关乎一个城市的活力，哪个城市的青年比例高就更能够赢得未来，因为相比“看透了社会底牌”的中老年人，青年人更愿意相信奋斗和理想。一线城市对青年的吸引力无法取代，二三线城市的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这意味着中国终将迎来城市大分化的时代。

青年的迁移直接造就了分化时代的定名，而这个时代正反向钳制青年流动的脚步。大城市需要新移民，但却缺乏过渡性思维，大量城市边缘的青年聚居村被拆除，实际上是拆掉了城乡之间的过渡和缓冲平台，拆掉了城市发展的发动机。

将这个中转站铲除，在住房政策上又无任何倾斜，这就逼迫青年向旁、向下流动，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引发很多问题，而大城市也终会体验到城市后续动力不足的症候。如何让青年在大城市中有融入的机会，有提高技能的途径，有现实生活的尊严，应是城市管理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