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江县两起农民群殴知青事件

 位于大巴山下的四川省南江县沙河区，于1969年6月下旬连续发生两起农民群殴知青事件，至今网络上、纸媒上都未见记载；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主要记载在通（江）南（江）巴（中）上山下乡的重庆知青的经历，但也没有这两起重要事件的记载。笔者当时正在沙河中学教书，了解一些事件的经过，但距今已44年，多已忘记。现将我残存的一些记忆记录于后，以供有关学者研究。

先是6月21日，沙河区团结公社农民在团结公社党委、革委会、武装部指挥下，拿着扁担、木棒封锁各条路口不准知青通过，同时各大队民兵连长带领民兵进入知青住处，按预定方案将知青分别打死、打残、打伤，结果当场打死知青两人，打残两人，打伤十多人。5天后即6月26日，在沙河区的另一公社－－新店公社，也发生同样的事情，由公社干部组织农民殴打知青，在追打过程中将一名知青当场打死，另一名知青被追打走投无路跳下悬崖逃命被摔死；也有两名知青被打残，十多人被打伤。两个事件发生后在南江县落户的万名知青全部逃回重庆避难，一年多不敢再到南江生活。

事发后两个月，死亡知青的家属在重庆市革委支持下组成调查组赴南江县了解情况。当时正是文革动乱时期，许多地方仍在武斗，交通阻断。当他们千辛万苦来到团结、新店公社了解情况时，公社革委会交给他们的是一册册厚厚的材料，是早已整理好的被害知青的罪行记录。证明被打死、打残、打伤者罪有应得。家属们知道情况不妙赶紧返回重庆向市革委报告。以后由重庆公检法部门出面，以知青慰问团的名义多次赴南江调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弄清楚这是由两个公社党委、革委会组织的有计划有预谋的迫害知青事件。重庆市革委将情况上报四川省革委及，由和四川省革委命令南江县政法机关逮捕有关涉案人员。两年后，即1971年8月，在南江县城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判：判处团结公社兼革委会主任何碧中、公社社长XXX（忘记姓名）、新店公社兼革委会主任岳军山、武装部长蒋兴富等四人死刑；另有四人判死缓；还有三十多人被判无期及有期徒刑，这些人中包括参与作案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及社员，还有沙河区革委会主任兼武装部长安荣德也被判刑8年，因为他在电话上同意两个公社殴打知青的请示报告。其实安荣德是个老实谨慎的人，他个人绝对不敢批准将知青打死打伤这样重大的事件。他当时打电话向南江县革委主任兼武装部长胡尔栋请示，经胡尔栋同意后才向两个公社传达。在新店事件发生后胡尔栋还爬山十多里到新店公社视察（新店公社不通汽车），叫社员提高警惕，防止知青报复。但是当追究责任时胡尔栋却推得一干二净，于是安荣德只能领刑入狱了。

为什么会发生农民群殴知青，并擅自将人打死打伤这样的恶性事件呢？这是非常值得思索的事情。根据笔者个人的观察，直接原因是少数知青的打砸抢行为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特别是对农民造成的伤害，使农民非常愤怒和恐惧，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敌视、仇视知青。就被打死打残的几个知青而言，可以说他们个个都有劣迹，打架斗殴偷盗抢劫捅刀子，肆无忌惮无所不为，甚至拉有命债，如果他们不被打死，恐怕也难逃法网；其中一个被打残的人后来也被判处死缓。当时农民对于这些人，甚至对整个知青队伍，并不称为“知青”，而叫“知匪”，就可说明农民对于他们仇恨到何种程度！但是作为农民个体，他们有家有室，拖家带口，不敢也无力与知青对抗，只是敢怒而不敢言把仇恨埋藏在心里。当知青的不轨行为伤害的人越来越多时，仇恨就不断聚集，于是就有代表农民利益的公社干部出来组织群众“教训”知青，农民当然就一呼百应群起而攻之，原来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知青就只有挨打逃命的份了。

但是这两个事件中都没有赢家。作为知青一方，他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扯起了“造反有理”的大旗，纷纷从生产队走出来，啸聚县城、区公所、公社办公地，造反夺权、批斗走资派、号令群众、要吃要喝、无法无天，虽然得逞于一时，却被老百姓视为土匪，遭到社会的孤立，最终受到惩罚，有的人还命丧黄泉。作为社队干部，他们信奉毛泽东的斗争哲学，“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相信他们确实为了保一方平安除暴安良，但却斗掉了自己的脑袋，或者把自己斗进了监狱。作为参与事件的农民，他们本想教训教训知青，出一口平时受少数知青欺压的恶气，殊不知也把自己弄进了监狱。他们都是受害者，但同时也都是施暴者，他们都践踏法律破坏法治。这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毁灭一切破坏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的恶果。他们都是文化革命的受害者和无辜的牺牲者。罪魁祸首正是毛泽东。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探究，就会发现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政策，使知青与农民尖锐对立，是农民群殴知青的根本原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与世界潮流和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反动行为。好端端的城市青年学生，被迫中断学业，抛弃前程，放弃较为舒适的城市生活，离别父母，来到偏僻荒凉、闭塞落后、远离现代文明的乡村，去接受并无多少知识，更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农民的“再教育”，是一种亘古未有的大荒唐大倒退！没有哪一个知识青年会心甘情愿的接受，把它奉为终身奋斗的事业。这就决定了每个知青对于农村生活的厌恶、不安、恐惧，当他们没法逃离眼前的现实时，就应用一种玩世不恭和肆无忌惮的放任，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很不幸，他们发泄的受害者恰恰是无辜的农民。而这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终日劳作，旦尽地之出竭尽庐之入而不得温饱的农民，本就在贫困、饥饿、疾病的死亡线上挣扎。知青的到来，要占他们的土地，分他们的粮食，分他们的钱财，还要给知青建造房屋，送柴送水，严重地加剧了对他们的压榨和掠夺，他们本能地对知青持拒绝、排斥、反对，甚至仇恨的态度。当个别知青的不法行为侵犯他们的直接利益时，潜在的不满随时都可以使他们作出失去理智的残暴举动。所以这两起农民群殴知青，导致知青殒命、书记授首、多人受伤致残、或者受到法律制裁的事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种倒行逆施政策的恶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成为雾霾而消失的历史长河之中。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对于当年牵动千家万户的这场运动能够随意遗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