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的真相与谎言，你有勇气去面对它吗
经友人推荐，我在电脑上看了法国电视台MARS FILMS公司拍摄的一部电影FRANTZ,译为《弗兰茨》，导演是弗朗索瓦·欧容。
原文：事关生死的真相与谎言——我看电影《弗兰茨》
文/同济大学 陈家琪
战争引发的故事
故事情节并不复杂：1919年，在德国的一个名叫奎德林堡的地方，一位年轻美丽的女性安娜去为自己在一战中阵亡的未婚夫弗兰茨的陵墓献花，在那里发现已经有人献了一束玫瑰。后来发现献花者是一位法国男子，名叫阿德里安·里瓦尔。弗兰茨的父亲是一位医生，一天，来了一个人，这位老弗兰茨发现他是法国人，就拒绝为法国人看病，说“每一个法国人都是杀害我儿子的凶手”，这位客人说“我就是凶手”，然后就走了。在奎德林堡，由于他是法国人，受到了各种屈辱；但出于友善，安娜的妈妈（其实是婆婆）就邀请这位法国人来家做客，想询问一下他是怎么与弗兰茨相识并交往的。这位法国人就是阿德里安。他说，他与弗兰茨是在巴黎相识的，他会说德语，弗兰茨会说法语，而且特别喜欢巴黎。两人曾一同参观过卢浮宫，弗兰茨最喜欢的是一幅马奈的作品，画的是一个人仰面躺在床上。弗兰茨喜欢拉小提琴，而阿德里安恰恰曾经当过巴黎交响乐队的小提琴手，于是二人交往甚密，关系很好。也就是这种关系，拉近了他与安娜的关系。
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在他们已经如同恋人一样参加舞会、游泳、相约游览巴黎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阿德里安始终与安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最后，他告诉了安娜，弗兰茨确实是他亲手杀死的。在战场上，尽管两个人都是和平主义者，但战役一旦打起来，还是十分血腥，而且不由自主。两人只好各自逃命，并在一处战壕里偶然相遇。阿德里安先开了枪，打死了弗兰茨，并在弗兰茨的上衣里看到了安娜写给他的一封情意绵绵的信。他几乎把这封信背了下来，并不由自主地在言语中背给了安娜。
安娜自然是非常痛苦地离开了阿德里安，阿德里安也在不堪忍受中离开了奎德林堡。但安娜并没有把实情告诉弗兰茨的父母，只是说阿德里安家中有事，只好先走了，让弗兰茨的父母对阿德里安始终保持有亲密的好感，因为他毕竟是儿子生命中最后的朋友，而且在二老面前还演奏了弗兰茨生前所喜爱的乐曲。尽管他并未接受老弗兰茨想把弗兰茨在家中所喜爱的一把小提琴赠送与他的好意，但弗兰茨的父母真的很喜欢这位法国人；并在一场关于谁该为自己的子女丧生于战场负责的辩论中，直接说出“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爱国热情，逼着自己的孩子们走上战场的吗？”这样的话。当然，所有的人在看电影时就已经都明白了，这些年迈的父母们的爱国热情又是从哪里来的，到底谁该为死于战场上的这些无辜的生命负责。后来，安娜收到了阿德里安从巴黎的来信，但她在念给弗兰茨的父母听时，完全改变了信的内容，念出的是另外一番问候和致意的话。但她实在无法给阿德里安回信，就把信烧掉了，并走向死亡，要在当初看阿德里安游泳的地方淹死自己，幸被一个人救起。后来，她大病一场，卧床很长时间。阿德里安似乎已经被遗忘了，而且她甚至想把自己嫁给一个一直追求着自己的人。这是一个很平庸、很猥琐的人（也许并不平庸，也不猥琐），但安娜已经想嫁给他了。我们只能把这理解为一种绝望。
忘不了阿德里安的是弗兰茨的父母。在他们的反复催促下，安娜又有了努力活下去的愿望，于是决心带着弗兰茨的父母的委托，去巴黎寻找阿德里安。在巴黎，她才看到这座城市也被战争摧毁了，但人们依旧高唱《马赛曲》，表达着自己的爱国情操，而且仇视她这位说着一口漂亮法语的德国姑娘。
真相与谎言
两国民众的表现是一样的，都生活在某种谎言中，这谎言与爱国、与牺牲、与仇恨有关，歌颂的都是两边战争的发动者。
当然，弗兰茨的父母也生活在谎言中，这套谎言是安娜编造的，为的是让两位老人能生活得更平静，更能接受阿德里安这个法国人，尽管她本人已经决定放弃自己的生命。她在教堂忏悔时，问了牧师她是否应该向弗兰茨的父母说这样的谎言；牧师说：你认为告诉他们真相有什么好处吗？
于是我们就发现这里有两种真相与谎言：一种是社会上广为信从的，一种是私人间严守的；那种广为信从的真相其实是用谎言编制而成；私人间严守的谎言却有着另一意义上的真相，那就是怎么才能让个人的生活继续下去，而且生活在平静与安宁之中。
当然，进一步的问题是：阿德里安为什么非要把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的真相告诉安娜？为什么他不给自己一句起码的辩护？比如，他可以说，是弗兰茨先举起的枪，是弗兰茨先开的枪，只不过没有打中自己而已。等等。但他没有。他就直接说出了事实的真相：是他开枪打死了弗兰茨。
驱使一个人说出真相的力量、良知或勇气到底来自哪里？
注意：真相是一个与当事人或在场者有关的概念（历史的真相、没有了当事人或在场者的真相另当别论）；那么下来的问题就涉及到“他者”，也就是非当事人或不在场者的态度与反应了。应该承认，绝大绝大多数的人与事，我们都是作为非当事人和不在场者发表各自的看法与评论的。这既是每个人的权利，也关涉到一个社会能否形成道德意识或道德共识的关键。
后来，安娜终于在巴黎打听到阿德里安的下落，而且知道了阿德里安也自杀过一次，差点死掉，就与她一样。
这是两位因真相不堪忍受而走向死亡的人。一个是内心的折磨，亲手杀死了另一位素不相识的和平主义者，但无论如何又得不到宽恕与解脱的阿德里安，一位是知道了后一位相爱者正是杀死了自己以前的恋人，而且再也找不到感情归宿的安娜。
两个因真相而要死与无数个宁愿永远生活在谎言中的大众，这就是生活本身的真相。
当安娜在距离巴黎很远的一座城堡里找到阿德里安时，阿德里安正在准备与自己的恋人、一个名叫芬妮的姑娘结婚。
这时的阿德里安与安娜都已经不会再自杀了，因为他们已经明白自杀其实是一种很自私的行为，因为它只为自己的解脱着想，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与痛苦。
而这部电影所要告诉我们的，却是生活必须继续，活着的人既要有勇气面对真相，也能知道生活中为什么离不了谎言。
勇气
在讨论到真相与谎言时，这里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勇气：阿德里安说出真相的勇气，安娜面对真相的勇气。勇气是一种既涉及当事人、也涉及到他人的品性。下来就是宽恕。这完全与他人有关。面对一个有勇气说出真相的人，宽恕一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会造成更可怕的伪善。再下来应该是审慎或者冷静。这纯粹涉及到当事人自己的品行。无论你再怎么有勇气面对真相，当你说出它时，都应该是审慎的，都应该设想到可能的后果，而且要为最好的后果而努力。
什么叫“最好的后果”？功利主义者说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后果主义者说是“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对自己最有利的情况”；但这些只是一些说法，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阿德里安说出的真相只涉及到他、安娜、弗兰茨的父母，与“绝大多数人毫无关系”；当然，一旦变成电影或小说，“说出真相”就成了一种道德要求；而且，要说出这一真相，必定会伤害到安娜和自己。哪怕就是说成“是弗兰茨先举起了枪、先开了枪”，只会受到更大伤害的，也依然是自己和安娜。但，慎重、谨慎、小心、权衡，总是必要的，而且，我们发现阿德里安其实就已经很谨慎了。所以他才始终在与安娜的交往中保持距离。也正是这种审慎的意识，赢得了安娜对他的爱。
对当事人和他人来说，在说出真相时都少不了的勇气；面对说出了真相的当事人的宽恕；还有那种尽可能做到的审慎，特别是对裁决部门，还有所谓专家、学者们而言的审慎，都是道德评价中至关重要的概念。我们还可以对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概念做出更详尽的区分，以使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更能意识到人的社会性存在，意识到生命与尊严的至高无上。
阿德里安和安娜都自杀过一次，在这一行为中，我们就能感受到勇气、宽恕与审慎这三种品行（一个介乎二者之间、一个涉及他人、一个只与当事人自己有关）在伦理学中的意义，它背后所牵涉出来的，既与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注重后果）有关，也与康德的道德绝对命令（注重行为本身在价值观念上所具有的普遍性，无论是阿德里安开枪打死了弗兰茨，还是安娜的投河自尽，这一行为本身怎么可能在价值观念上具有着普遍性？能用那是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那是下意识地本能反应为自己辩护吗？如果这样为自己做了辩护，这又与法庭上的艾希曼有何区别？）有关，当然更与德行或美德伦理学有关（涉及个人的品行，因为我们可以把勇气、审慎、宽恕都理解为人的某种品性，也只有具有这种品性的人，我们才可称之为好人）。
让我们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一个有勇气说出或者面对真相的人，一个懂得宽恕并能冷静行事的人，当然，前提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他人与自己的生命的尊重，在这种尊重中，常识，其实就已经为我们的言行提供了足够的理由，而且我们也已经知道了该怎么做，问题只在：你真有勇气吗？你真的懂得宽恕吗？你真的足够冷静或审慎吗？
在看这部电影时，我其实一直在这样问着自己，答案是否定的。
问题只在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这一否定性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