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北大红楼

乐嘉龙 绘

毛泽东说：“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这是因为辛亥革命的失败与其后“巴黎和会”的外交妥协，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他们的目光开始从欧美转向俄国的“十月革命”；尤其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主导的新文化运动，熏陶、培育出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而逐渐形成了五四运动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领导骨干。

毛泽东与《新青年》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917年。当时，陈独秀猛烈批判封建文化和陈腐落后的旧中国意识形态，声名远播，读者日众，拥有大批青年“粉丝”。这年3月，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毛泽东写出《体育之研究》一文，署名“二十八画生”（注：繁体“毛泽东”三字刚好是二十八画）投稿到《新青年》编辑部。主编陈独秀看后十分赞赏，立即全文发表。作为地方师范学校还未毕业的学生，毛泽东在《新青年》这样的国家级“权威”杂志发表文章——时年只有24岁。

第二年6月，毕业后的毛泽东为组织湖南的同学赴法勤工俭学，借钱来到北京。由于生活困难，他找到北京大学教授（也是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老师）杨昌济帮忙找工作。对此，毛泽东有过明确的回忆：杨昌济“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就这样，青年毛泽东开始了他短暂的“北大时期”。

坐落在北京沙滩东街（现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著名“红楼”，本是北京大学当年的校部，第一层是图书馆，第二层为行政办公区，三四层都是教室。21世纪初，这里已开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基本复原了当年毛泽东工作过的“报纸阅览室”等。同在这座楼里，毛泽东的“报纸阅览室”左边，有陈独秀的办公室，而右边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抚今追昔，遥想当年，二十七八岁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逐步成长为党的英明领袖和惊涛骇浪里中国革命航船的伟大舵手——迈出“最要紧的一步”，就在这间“报纸阅览室”。用今天的话说，也是在这里，青年毛泽东系好了他的“第一颗纽扣”。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他当时仰慕已久的陈独秀。由于一年前发表《体育之研究》的渊源和谦虚诚恳的态度，青年毛泽东与陈独秀来往密切，后来到上海又多次见面。他曾回忆自己这一时期的思想历程和心情说：“我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不过，当时我还在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李大钊才是引导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经历，弥足珍贵；因为李大钊作为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声誉日隆，李大钊的思想言论对于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在北大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毛泽东相继认真阅读、研究了当时各种进步的社会科学，首先包括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论文。1918年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又亲耳聆听了李大钊的著名演讲——《庶民的胜利》。这些阅历，使青年毛泽东开始具体地接触、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国际共运”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当年在报纸阅览室，毛泽东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他曾回忆说：“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讲话。”但毛泽东的态度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他很珍惜北京的文化氛围，在北大“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借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30年后，毛泽东在西柏坡回忆说：青年时代，“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头。还不错，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系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现代艺术学院青年教师）